我虽是文官，但从小精读兵法，励志要做一名武将。征战一辈子的身体，终于要休息了，临终前，长孙捧着《五经正义》要我题字。曾经提刀上马，上阵杀敌的双手依然拿不动那小小的毛笔。用尽力气，从嘴边说出“慎兵”二字。恍惚间我看到了三十年前南河畔的血泊，看见了成祖皇帝御驾亲征的场面。泪水从眼角上滑过.........
祠堂中香火萦绕，祖父“忠勇”的遗训在梁柱间回响，案头那本《北征记》残稿，永远停留在“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帝崩于榆木川.........”
我叫杨荣。洪武四年（1371年）出生在福建建安，出生时名叫道应。当时我的祖父杨达卿听到我的啼哭声大喜道“雄壮啊！这孩子一定会让我们杨家荣华富贵。”便改名为子荣。
儿童的时光是美好的，杨家世代为官家境殷实，同时又是儒学大家，时常对乡里贫困百姓施舍，深受乡亲们爱戴，但我对那些传统教派《四书五经》《大学》等儒家学派并不感兴趣，我喜读兵法，一直渴望能够骑上战马，去塞外大漠重阵杀敌。那时的我常常偷穿祖父的锁甲战衣，直到被私塾先生看见，他抓住我的衣领呵斥到“杨家世代书香，岂容武夫之器污了圣贤书！”
呵，可笑，历代王朝哪一个政权不是用武力打下来的，我可没见过谁能利用《四书五经》一统天下，当然那时的我是万万不敢顶撞老师的，不过他还是向我父亲告状，以至于我的屁股遭了殃........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祖父去世，那时的我正在外出游玩，听闻此事快马赶回家中。祖父临终前在我掌心画下“忠勇”二字，这是他对我的期许......
十七岁那年，乡试夺魁，高兴的我打开了父亲珍藏的一壶老酒，喝到尽兴时，挥笔写下《论卫青霍去病疏》，母亲惊慌的看着我“程儿，这些武事文章会害了你的！”对此我不以为然，依旧细读兵书。
建文二年（1400年），我在礼部会试中第三名，殿试中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进京之前我拿着《孙子兵法》前往祖坟，看向祖父的墓碑“如今虽天下一统，但北元残将一直扰我疆土，若此生得志，必使大明兵锋所指，四海臣服！”鞠躬，离开...
靖难之役开始了，当朱棣的铁骑兵临城下，朝堂之上乱成一团，“你们让我削藩！我造作，为什么会到现在这个局面！现在应该怎么办，回话啊！”可这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谁还能管的上皇帝。只有身边的几位太监，提刀想要阻止朱棣，唉....这一幕在将来仍然会上演。
京师破了，当朱棣走到金川门前，我抱着《太祖实录》立于阶前。朱棣剑指咽喉““建文余孽，可惧死乎？”“殿下若杀修史者，百年后谁人记得靖难真相？“他收剑狂笑，我的后背早已被汗打湿“殿下是先拜谒太祖（朱元璋）陵呢，还是先即位？”朱棣马上清醒过来，驱驾拜谒太祖陵。而我也因此受到重用。
（当时朱棣造反打的清君侧的名义，意思是皇帝身边有奸臣，导致朝政不明，百姓疾苦。而我则代替我爹太祖皇帝职责清除奸臣，还天下太平。若此时不把戏做足，直逼皇位。清君侧则不实，师出无名，无法正告天下安抚人心。）
同年，朱棣组建内阁，我被选入其中，赐名“荣”当时的我在内阁中年纪最小，也最警惕，对战事把握异常精准。有天晚上宁夏传报，说被围，内阁是我当值。朱棣便诏见我，将奏报转交给我。“宁夏城很坚固，人民又都习战，从发出奏报到现在已过了十几天了，宁夏之围应该已经解了。”到夜半时，果然有奏报来说围已解。朱棣问向我：“你怎么预测得这么准？”“无他，对敌我双方实力有准确评估罢了。”于是朱棣便更加器重我，五次亲征都要我进行陪同，后升我为翰林侍讲。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命我随行。第一次抚摸战马，它扭头看向我，此刻仿佛像是两个许久未见的老友，那件锁甲战衣静静的躺在那里，等待它的主人。激动之心无法言表，做官至今，总能成为心中所想之人，此生圆满。
由于侦察到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派我率亲军追击，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对面就是敌军，他们亮起獠牙想要生吃了我，而我，内心并无半分恐惧，命军队分三路，两股骑兵分两侧迂回，其余将领随我正面冲锋。
鞑靼骑兵的弯刀折射出塞外第一缕血光，三万匹战马的铁蹄将冻土踏成齑粉。明军神机营的火铳齐射声撕破苍穹，铅弹穿透皮甲时迸发的血雾，在残阳中凝结成紫黑色绸缎。经数日激战，明军大获全胜，鞑靼仅有小股部队仓皇逃走。成祖皇帝下令班师回朝。
归师途中，粮草不足，士兵几乎断了粮草供应，于是我建议朱棣将御用储粮发放给各将士，并让军队中粮多者向粮少者接济，记下名字，承诺到京师后加倍返还，朱棣采纳了我的建议，明军顺利回京。
永乐十二年（1414年）这是我第二次跟随成祖皇帝亲征了，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次带上了朱瞻基，通过与其交谈，我越发欣赏这位皇太孙，他的性格和成祖太像了，若正确引导，日后定能再开盛世。
跟随朱棣亲征漠北期间，我主持绘制《北征行军图》，标注水源、地形、敌情。
推行「分段接力运粮法」，使明军深入漠北仍能保持日均60里行军速度。
建议朱棣在忽兰忽失温战场焚烧缴获的蒙古祭器，摧毁敌军士气。
朝廷之上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当时有许多大臣看见我与朱棣过于亲近，忌惮我性格刚直，想要让朱棣疏远我，便纷纷上书推荐我担任国子监祭酒。朱棣当然知道我有这个才能，可问题是若我担任祭酒，谁来接替我的位置呢？？？？
朱棣为了能够更好的镇守北方，解决边境忧患，便提议迁都北京，此举遭受强烈反对，南方各位大臣纷纷上书请求撤回旨意，我知道这些大臣的想法。他们在江南深耕多年，早已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能量，成为地头蛇不足为过，现在让他们远离故土，从头再来，那是万万不可答应的。
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我急忙指挥卫士进行抢救，水火无情，虽抢救及时但也只能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
由此引发一场反对迁都的政治风波，他们称其为不祥之兆，想要阻止迁都计划。
呵！什么不祥之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罢了，嘴上说着为大明江山，内下还不是内心那点小九九。
这场大火动摇了朱棣迁都的决心，于是我联合杨士奇、杨浦再次上书，劝解朱棣，万万不可动摇迁都之决心，迁都之后这对朝廷百利而无一害。
朱棣采纳了，迁都计划照旧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开国征战、靖难之役、五次亲征。这位马背上的皇帝再也坚持不住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第五次亲征回师途中，经榆木川，朱棣再也坚持不住了，病丧于此。
随行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便与我和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离京师尚远（各位可以百度一下两地的距离）若此时宣布此事，必然引起军心不稳，再加上汉王赵王还在那里虎视眈眈，处理不善极有可能引发第二次靖难之役......
于是秘不发丧，每日正常向皇帝寝宫送餐食，对外宣称皇帝感染风寒不宜见客，同时派人送密函给朱高炽，让其准备登基事宜。
就这样，朱高炽顺利继位，国家并无动乱。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我功升任太常寺卿，授职嘉议大夫，仍兼两职学士。一月后，晋升为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和功能食三禄，自认为功不配此，便主动请求辞去尚书俸禄，皇帝未准。罢了，继续干吧，只要用心做事，尽职尽责就好。
明仁宗期间我辅修《文皇帝实录》，预备总裁《仁宗实录》。明仁宗去世后前往德州迎驾。朱瞻基即位，成明宣宗。
朱瞻基登基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唉这位苦命的汉王，从小跟随朱棣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后又跟随朱棣进行靖难之役，未曾喊苦叫累，再者他那大哥样貌丑陋，其胖无比，哪有半分天子之象，老爹还时常对他说“世子多病，如则勉之”这样的话刺激他，让他觉得离皇位越来越近。
可笑的是，等了那么久，熬死了朱棣，又熬死了朱高炽，哪怕这皇位轮流坐，也应该到他了。唉异想天开罢了，我是不会容许第二次靖难的，国家也承受不起第二次了。
朱棣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平叛之事，当时大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阳武侯薛禄带兵平叛，张辅更是积极，希望能带兵2万去扫荡他那位好朋友，我坚决反对，极力主张御驾亲征。朱瞻基迟疑，后又用建文朝李景隆兵败的先例劝说。
（若当时不是这位仁兄带兵平叛靖难，说不定史书就要改写了........）
他马上答应了，亲率军队迅速包围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
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安南（今越南）发生叛乱，黎利聚众抗明，朱瞻基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朝中以英国公张辅为代表的武臣主张采取武力，而我和杨士奇主张放弃安南，最终听从了我的建议，从安南撤兵，至此越南独立。
（笔到此处，内心无乱杂陈。明朝从朱元璋完成大一统，再到朱棣开创盛世，派郑和下西洋，在西洋各国彰显国威，开启朝拜。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壮举，也是中华文明强盛的时刻。后接连征战让大明国力式微，每年外国来朝的赏赐也是天文数字，明仁宗即位后政策转变，从全面扩张转为战略收缩，从此再无下西洋之举，直到明宣宗放弃安南，这也就意味着彻底放弃西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发动战争之前要考虑三件事。
一、需多少兵力。
二、需多少粮草。
三、有无何时将领。
四、能得到多大利益。
从经济角度来讲，当时出征安南就是一个赔本买卖。不过基本上大规模战争当中，打土地这个阶段都是亏本买卖。都想着以打来的土地反哺出征的军队，进而打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emmmmmm想的很美好.....
（不是给他们洗，就事论事，我个人是十分反对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的坚定不移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党的政策方针。）
从现在眼光来看，放弃安南的影响是深远的，若是能控制安南至今，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白眼狼”事件了。不过安南这个地方从古至今都是nnd狼心狗肺。罢了罢了。历史不能改写。
“大明领土虽大，但没有一寸多余”
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成明英宗。张太皇太后听证，当时她非常信任我、杨士奇、杨溥。凡事都会咨询我们三人，后决断。被人称为三杨当国。
在之后我的一生，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正统五年（1440年），那天夜里，梦中我身穿战甲，看见了我的祖父，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翻开手掌，“忠勇”二字赫然展现，我这一生应该配得上这二字了吧。
二月十八日，我启程回乡祭拜先祖，返京途中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身边的朋友都劝我认为休息一下再走，“君命不能稽留。”便带着医生起程，途经杭州武林驿时，病重不起，于同年七月二日（7月30日）病逝，享年七十岁。
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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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说他的过错了，下面诉说三点，安南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言表。
永乐二十二年（1424）力主「以夷制夷」，保留蒙古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自治权。此举虽节省驻军开支，却埋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伏笔——三卫后裔也先正是瓦剌崛起的核心人物。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下令设立内书堂培养识字宦官时，未加劝阻，反称「阉竖通文墨可减矫诏风险」。此论间接促成王振专政。
尽管多次上疏「清军屯田」，却默许福建杨家侵占军屯土地四千七百亩（《闽书·田赋志》）。
他的一生，如同明初政治棋盘上的「过河车」——既以凌厉攻势开辟永乐盛世，又因无法回头而陷入正统困局。他的军事天才筑牢了明朝北疆防线，但对人性和制度的低估，最终让毕生功业化作土木堡的烽烟。正如其临终前焚毁的《北征秘录》所暗示：再精妙的谋略，也难逃历史辩证法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