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我早已没了少年的朝气，那种意气风发已然随风飘去，佝偻着身体无法挺起文官们脊梁，我该休息了。窗外传来书院那朗朗上口的读书声，我扭头望去，那是一群孩童，望向他们思绪回到了从前。
我叫杨士奇，至正二十六年也就是1366年出生在江西泰和，家父给我取名“寓“字”士奇”，然而却在我一岁半时撒手人寰，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当时正值战乱，江南的硝烟远比春草蔓延的更快，没办法只能弃家而去，跟随母亲四处漂泊，最后改嫁罗氏。
我现在还记得继父第一次看向我的眼神，像似在打量一件待估的旧瓷器，那股目光让我不禁打了个寒蝉。他捻着胡须对母亲说到：“磁此子可教，但须改名”于是我便更名为为罗寓。
在罗家私塾的岁月中，日子过得拮据但好在有书可读，那时我时常粘着教书先生，就像那一颗颗刚摘下的树苗，努力把根扎进地下，汲取着养分。我常常跪在青石板上，抄写《孝经》《大学》等著作。继父的戒尺总在砚台边缘敲出清脆声响：“罗寓，你记住！学问是寒士唯一的登天梯。”为此我只能拼命去学，虽然我热爱读书，但继父的严厉还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每当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母亲的教诲便会在脑海中浮现“人穷志不可短”正是这句话给予我强大的力量，成为我一生的信念。
继父虽然严厉，但对我们母子二人的确很好，可我仍然十分想念我的生父，每当我在月下偷读《史记·留侯世家》时，总是忍不住抚摸藏在袖口里的“杨氏家谱“——那方褪色的绢布，是我对生父最后的思念。
十五岁那年，罗姓因得罪权势戍边陕西去世，于是我和母亲再次走上流浪之路，二次打击使母亲心力交瘁，于是我脱下罗氏长衫，对母亲三叩首：“儿欲复本姓，教书奉养慈亲”便游走于湖北、湖南等地授徒教学，成为最后定居到江夏，住在茅草屋内。那时的我坐在乡间茅檐下，嘴里嚼着蕨根饼教书授课，看着学童们用树枝在沙盘上描红，听着那朗朗上口的读书声，我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正是在乡野见的这段经历，让我能够接触到世间百态，结交医者、农夫、观察社会疾苦，最终发现底层人民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吃饱，能吃饱即可。这三个字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也成为我持政的方针。
某个秋天，天灰蒙蒙的，刚下完小雨，我坐在屋前与老医者张伯闲聊，他递上来半卷《资治通鉴》“杨先生，你眼里有困龙之相”“什么困龙之相，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只管教书育人，其他人都太过遥远了”我笑着回答道，他言而不予，只是把那半卷《资治通鉴》留了下来。
建文元年（1399年）命运的转机来的猝不及防。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向学童们传授知识，忽然听到村口处传来骚动声，我应声而去，原来诏令编纂《太祖实录》的檄文贴到了村口，我连夜誊抄旧日策论，将这个决定告知母亲，她十分支持我将陪嫁的银簪换了成为我进京盘缠。那日以一身布衣站在了翰林院考场上，下笔的那一刻，属于我的时代就要来了，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答卷后说：“这不是一个经生的言论。”于是奏请为第一名，被授为吴王府审理副，仍然供其编纂馆职位。建文四年，燕王朱棣通过靖难成功登上皇位，我则归顺成组，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引后又将我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数月后，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承直郎，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
这朝堂之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下令命朱高炽为太子，选拔我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作为辅助皇太子朱高炽的官僚，自此与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正式成为一名铁杆的太子党。朱高熙被封为汉王前往云南就藩，然而他却耍起了无赖，迟迟不肯就藩，朱高熙之心天下皆知，后又因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便下令让其留在京都。经过朱高熙周密部署，永乐十年，动荡开始了。
朱棣外出征讨蒙古时，便安排太子监国，这本没什么，但朱高熙利用朱棣多疑特点，不断散布太子急于登基、想要夺权的传闻，正是这些传闻，让朱棣开始怀疑其太子的用心，对太子开展一次突然袭击，审查监国期间各项工作，并抓了一大批太子党官员，废除政令。让太子监国，但不给太子干事的权力。经此太子朱高炽心灰意冷，加上病痛缠身便想要上书辞职。可这天下，哪有善终的太子，在这场权力斗争的游戏当中，放弃就等于死亡。于是我便劝解太子：“殿下宅心仁厚，将来必成一代英主，望殿下多多保重，无论遇见什么情况，都一定要坚持下去，不可轻言放弃。”
从官多年我始终记得解缙醉酒后的告诫：“在朝堂行走，须学乌龟缩首——但心里要装着万里江山。”为此我做官非常谨慎，回家时从不言公事，即使是至亲都不得听闻。我想我做到了，但他忘了自己所说的话，也正是因为我过于低调，竟然连朱棣都认为我不是太子党，把我当成中间派，也正因如此，我能在关键时刻保住太子地位。
风波过后，朱棣招我入宫中，询问太子监国时的表现如何，我知道关乎太子命运的时候来了，思索过后答道“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朱棣听完十分高兴，夸奖我是尽职尽责之人，我知道短暂威胁结束了。但路还很长，只要朱棣还在，便会一直受到朱高熙的攻击，直到他登上皇位或中途死去。
事实确实如此，最猛烈的攻击马上就要来了。
永乐十二年九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属下官员奉命留守南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准备迎接，但因准备不足，出现延误，朱棣大发雷霆痛斥朱高炽，汉王朱高熙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推波助澜，大批太子党官员要么被抓入狱，要么改换门庭，太子党几乎全灭。
我也因此入狱，坐在这冰冷的狱中，四周安静的可怕，偶尔听到老鼠吱吱的磨牙声，仿佛在宣告着我命运的终点，周边仅有一铺草席，那是我睡觉的地方，不过比起我下野期间的生活好上了不止一星半点，一张木桌，还有那半本《资治通鉴》，也不知道太子现在情况如何，只愿他能继续坚持下去。
那天烛光忽闪，大把锦衣卫站在我的狱前，我知道他来了，朱棣慢步走到我面前。“心情不错啊，狱中还有时间读书，不愧读书人”“皇上说笑了，这狱中空无一物，我本是读书人，只能靠书寻的一些慰藉。”“我下面问你问题，如是回话，若回得当，马上出狱，继续做官。太子是否有二心，不然为何违反礼仪，迟缓接驾？”“太子对您一直都十分尊敬孝顺，这次事情是因为我们臣子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罪在我们臣子，与太子无关。”说完直面朱棣犀利目光。朱棣相信了，也释然了，原来一切都是自己多想，下令释放太子党官员。
我并不看不清当今朝堂局势，但我更不能做小人，朝中在已有大批官员改换门庭，试图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我不屑做一名政治投机者，只想做忠实的太子党。当亲眼目睹朱高炽面对汉王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太子都能容忍下来，甚至数次帮这个无赖弟弟求情、朱高炽的厚道仁爱、还有那个好圣孙。这些种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母亲的教诲时刻在我脑海中浮现，时光飞速流转，但我仍未变。
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汉王的阴谋诡计中终于有了结果，他第一次占据上风，胜利的喜悦扑面而来，他感觉到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有个致命缺陷，太容易得意忘形了，以至于当众说出“我这么英明神武，不是很像李世民吗？”呵呵你像李世民，朱棣可不是李渊。
反攻开始了，那日朱棣招我和蹇义入宫，说到“我最近听到许多关于汉王的不法传闻，你们知道吗？”这一刻我等的太久了，身边的同伴要么被杀，要么入狱，仇恨的种子在已在心中种下，发芽的机会来了，“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这句话看似无奇实则暗藏杀机，重点在第二句话，汉王两次决绝就藩，你认为他在等什么？朱棣沉默了，蹇义震惊，永乐十五年三月，汉王朱高熙被削弱2个护卫营，前往了安州就藩，这场皇位争夺战朱高熙成为了最后赢家，最大贡献者便是杨士奇。
永乐十五年（1417年），杨士奇升任翰林学士，仍兼旧职。永乐十七年（1419年），改为左春坊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85]），成祖去世，皇太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升我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后又晋升为少保，与杨荣、金幼孜共同被赐予“绳愆纠缪”银章。旋即加官少傅。仁宣期间我用心辅佐皇帝，极力试图将仁宗变成一位开明有为的君主，要求皇帝施展仁政、减轻百姓赋税、与民休养生息、纠正前朝错误，五次上书请求让靖难遗孤回乡。仁宗听从了我的建议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间因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百姓，发放土地，让其安居乐业。”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使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开创了仁宣之治。
洪熙元年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我的战友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要知道他下令为靖难遗骨平反，为方孝孺等一干大臣平冤时，仅仅登基三月，朝堂之上大多都是靖难的参与者、谋划着、旁观者因此反对声不绝于耳，但他过半分动摇之心，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正义感，纠正了父亲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
明仁宗去世前召我与蹇义、黄淮、杨荣，命我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后朱瞻基即位，即明宣宗。宣宗登基后，我担任总裁，负责修撰《明仁宗实录》。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熙起兵谋反，朱瞻基御驾亲征前往平叛，平叛结束，返回途中户部侍郎陈山迎谒，并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逮捕赵王朱高燧。为此我坚决反对，“赵王谋反并无显迹，而且当前皇上就这两个亲人，难道你们想让皇上落着一个残杀亲叔叔的罪名吗？”二人哑口无言，回京之后，皇帝诏我入京，询问如何处置赵王，我劝解道““赵王是您最亲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不要被群臣言论所迷惑。”朱瞻基因此并没惩罚赵王，但当时朝堂之上想要连坐赵王的奏章堆积如山，于是我便建议将这些奏章全都交给赵王查看，让他明白殿下良苦用心。赵王看到这些奏章，在听到皇帝对自己的处置，大喜，自愿献出自己的护卫队，此事得以妥善解决。
后又推荐官员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担任要职，这些建议均得到宣宗批准。当时的我也没有想到，正是我所推荐这些人，日后救大明于水火。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驾崩，明英宗即位那时，大明的皇帝才年仅9岁，朝政基本由张太皇太后负责。张太后命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三杨”咨议后，再进行裁决。当时的我们，十分自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朝政清明，国泰民安。
后来慢慢就变了，宦官王振仗着英宗宠信逐步把持朝政，诱导英宗对大臣们滥用酷刑，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而我随着年龄的增大，心气逐渐消散，加上张太皇太后病故，知己接二连三离开，早已心力交瘁，孤掌难鸣，无法与王振对抗了。
偏偏自己儿子不争气，仗着我的名号作威作福，让人抓住把柄，各位御史相继弹劾杨稷，从而牵扯到我，我真的累了，不想再理朝政，便告老还乡，回到了一切开始的起点。
那日我躺在床上，病痛的折磨、儿子的不堪种种问题早已摧毁了我的精神和身体，窗棂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恍惚看见那个在乡间私塾教《千字文》的青衫书生。远远着望着我，我看到了那个肥肥胖胖，一脸憨笑的老友，身边站着都是我熟悉的脸庞，我拥挤全身力气想喊声“皇上”，可着嗓子早一步不听我的使唤，无法发声。他笑了笑“你已经做的够好了，我很满意，现在好好休息吧！”
（搁笔于宣德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时值惊蛰，万物始新）
杨士奇的一生，是寒门士子以智慧和韧性改写命运的史诗，也是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特质的集中展现。他既推动明初盛世，又埋下制度隐患；既是道德楷模，又是权谋高手。这种复杂性恰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写照。其价值不仅在于具体功过，更在于为后世提供了一面多维的明镜——照见权力与人性的永恒博弈，也映出治国理政的深层规律。正如其在《东里文集》中所写：“世事如棋局局新，唯民心可定乾坤。”此言跨越六百年，依然振聋发聩。
杨士奇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正统六年（1441年），与马愉、曹鼐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定为4卷）。著录图书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
另著有《三朝圣谕录》三卷、《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