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科给事中魏呈润参劾副总兵赵大胤纵兵害民杀良冒功事迹，疏中指赵大胤四月初六追剿贼匪割首上报，其中有妇女儿童首级二十级，怀疑赵大胤杀良冒功，特以劾之。
皇上出旨命巡抚吴甡查核回报。
吏部左侍郎谢升暂时代理吏部尚书，为了给皇上积极任事的好印象，便于尽早由副转正，上疏举荐堪任边方督抚诸臣:川湖总督朱燮元，原任蓟辽总督喻安性，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原任三边总督史永安，兵部右侍郎宋槃，原任贵州巡抚李云，应天巡抚曹文衡，云南巡抚王伉，太常寺少卿张鹏云，原任太常寺少卿沈自彰，太仆寺少卿傅宗龙，大理寺右寺丞张廷珙，山东副使霸州道孙毂，原任山西副使蓟州道徐从治，陕西右布政使陈奇瑜，山东按察使徐日久，山西按察使易州道王弘祖，山东佥事关内道杨嗣昌，山东佥事大名道卢象升，陕西佥事榆林中路道张福臻，山西副使阳和道马士英，原任陕西副使固原道冯师孔。
现在四处狼烟，边警不断，皇上也很重意边才，便着谢升将诸官之边功履历送入御前，待细细参酌。
这边言官的各种各样的攻疏还未结束，大学士钱象坤竟上了一封辞职疏。
钱象坤可不象王永光、梁廷栋这样沉得住气闷头不作声，言官上疏攻他，他也不辩驳，第一时间上辞职奏章。
本来钱象坤与温体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只不过当年钱象坤乡试时，温体仁是主考官，所以尊为座师，这是大明通行的叫法，也是懂礼节知尊卑的表现，崇祯三年他主动推让次辅的位子，也是符合一般士大夫的价值观，但是东林人对温体仁恨之入骨，以此为温体仁与他结党的证据，虽朝堂上不说，总在官场舆论上散播这些消息，有意无意地刺他。传到他的耳朵里，心中憋闷得很，但又不好计较，也不知道找谁计较。
传得多了，连皇上似乎也有类似想法，这让钱象坤更难以接受，他是传统士大夫的作派，爱名如命，如何忍得了这些，偏又不好解释，也解释不清，所以这一年多在内阁并不开心。
这会儿正好有人攻他，说他与梁廷栋结党，他也借坡下驴，不做这糟心的阁臣，铁了心的要辞职，不下岗不罢休。
皇上对钱象坤、何如宠二人也是一向看重的，至少清正自持，为人正派。现在钱象坤连着上辞章，又有言官在旁煽风点火，弄得皇上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不觉得又想起梁廷栋，这无边的风波都是梁廷栋引起的。搞得朝廷这几个月里，就没有一天安静日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王承恩与陈继儒交结阅看章疏诏旨的事，陈继儒说凡涉及郊庙社稷祭祀、宗藩皇亲赐赏、四时贺章贺表、经筵侍讲朝廷礼仪的章奏诏旨皆不看，这一下子就省了五成。
陈继儒又要求王承恩多给他派几个中官，一个递章奏，一个负责收拣，一个负责查核，这样他一手拿过来看，看完就接着看下一章，速度会更快。
王承恩都按着陈继儒的要求来。
不得不说这陈继儒虽然七十多岁，比年轻人还要优秀，一目十行，记忆超群，一般章奏他只一眼过，言官上疏较长少则二三百字，多则千余字，他也是三两眼就过。一天五六个时辰除了吃饭时间，一刻不停地阅看，真就将半年的章疏诏旨都看完了。
王承恩对这个老头佩服得五体投地。
回宫禀报给皇上，皇上也是吃惊得不得了。
这几日朝堂上讦争更烈，皇上本想找陈继儒出出主意，但想着陈继儒正在阅看往年奏章，贸然打断，似乎不好，对陈老先生也不够尊重，只得忍着。
好不容易等到十七日，听王承恩说陈老先生已将之前章奏都看完了，连忙迫不及待地请陈先生入宫来。
朱由检问:“今日之党争酷烈，史所罕见，先生认为朕该如何平抑党争。”
陈继儒问:“陛下认为党争因何而起?”
皇上不知如何回话:“这.......”
陈继儒故意不说话，让皇上着力思考一会儿。
皇上不自信地回答道:“或因为结党邀势，以固私利吧。”
“陛下所言甚是.”陈继儒很快给了一颗甜枣。接着问:“陛下为何有党争之忧?”
皇上说:“现如今言路诸臣，皆与朝中大僚暗中结纳，结为援应，每日互相攻讦，讥议毁谤，无所不用其极；又建言献策，迂阔空疏，不着实务。使朝政国事难以施行，偏当今之势，四海有裂土之忧，社稷有倾覆之危，终年如此，朕甚忧之。”
陈继儒说:“太祖开国之初，便深谋远虑，定下科道言官可以以卑凌尊参劾大僚之规定，便是为了防止掌握大权者循私枉法，破坏纲纪，甚或侵夺皇权，倾覆宗庙。是故本朝立国二百多年，尚无权奸倾覆社稷之忧，是祖宗谋虑之深远也。”
喝了口茶后，陈继儒接着说:”自商周有史以来，便有党争之谓。不过酷烈程度的差异而已，然而贤明之君何曾以党争为患?”
皇上说:“请先生详言。”
陈继儒缓言道:“郭汾阳王曾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
皇上问:“何意?”
陈继儒说:“臣下结党固利自古有之，陛下为一国之君，所思所想者为治国之政，理民之法，何必深陷党论而不能自拔。”
皇上问:“可诸臣结党，确有其事。”
陈继儒说:“若朝中无党，陛下又当如何计?”
朱由检回道:“朝中无党，诸臣皆实心襄理国政，岂不是好事，朕又何忧?”
陈继儒又问道:“陛下可知田氏代齐故事?又可知杨隋代周故事?”
朱由检反问:“此与党论何干?”
陈继儒追问:“田氏、杨坚执掌权柄，朝中皆言田、杨之忠，何曾有党见纷争?”
朱由检想了一下，说:“似未曾闻，先生是说若无小党，反有大奸?”
陈继儒说:“草民之论虽非灼见，但自古大忠似奸者时有之。是故君上所见朝中无党，必是朝中权奸或惠利臣民或屏塞言路所致，非朝中真无党也。”
朱由检陷入了沉思，他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经陈继儒一说，他想到了魏忠贤，魏忠贤擅权时，朝堂之上再无他党，这是他这个当皇上想看到的局面的吗?
陈继儒接着说:”想天启初东林势盛，无人敢逆其锋。又天启末，魏党权倾天下，众臣皆附其意。此一党独掌天下时，主上当乾纲独断，尽诛其魁首，方可拔乱反正，重振朝纲。但今日势已不如此，陛下圣明烛照，已于登极之初尽灭魏党之魁要，朝中所谓结党者难成大势，陛下又何必日日执于党论，而荒怠国事!”
朱由检脸上一红，陈继儒隐讳地捏到了他的痛脚，不管你朱由检如何自诩聪明，如何自诩仁德，国事日非是肉眼可见的，否认不了，朱由检只得小心为自己辩白:“朕为防微杜渐之计也。”
陈继儒不想穷追猛打，驳了皇上的面子，于是换个说法:”陛下以为东林诸臣是正是邪?”
朱由检又不知如何回答，若说正，这东林诸人还真没几个正臣，只不过以正的名义做循私的事情。要说邪，那么崇祯元年为东林诸人大翻案，便是错误的，皇上素来爱惜名声，如何愿意承认自己昏聩。
朱由检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不作声。
陈继儒看皇上作难，又换了一个话题，接着说:“士子入科场，所求者何?有求高官厚禄者，有求财宝货赂者，有求立功受爵者，有求襄辅国事贤名传于后世者。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求不同，必有引同道者结为党援以固其利，利益不同，看法不同，有些纷争实正常不过之事，陛下何必以此疑之!若朝中万千臣属皆一口同声，奉谀君上，是为陛下所乐见?“
朱由检忧虑道:“诸臣皆为党利，又何人为国家想一想?”
陈继儒说:“若真是一无是处，只求党利，不顾国家的，皇上将这等人留在朝堂上干什么?若是还有些才干，能襄助国事，他便是结党固利只要不违反律法又有何不可?世宗朝有张党、夏党、严党、清流党之谓，世宗可曾为诸党日日烦忧?”
朱由检又陷入了沉思，陈继儒说的话是他原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思路和想法也是与一般人不同，触动颇深。他又想起韩爌在崇祯元年说的话:”人臣不可以结党侍奉君主，人君也不可用结党怀疑臣子。诸臣只凭其才品政绩定升黜，而不必深究其为何党”。可惜他当初正沉浸在清除阉党，大杀四方的快感之中，根本理解不了韩阁老话中的深意。
是呀，天天纠结于党论，搞得自己都快疯了，也没搞清楚明白，反而把正要紧的政事给耽搁了。
朱由检面色凝重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朕此前所思所为皆荒谬也!”
陈继儒不置可否，又说:“自秦汉以来’悬于国事，溺于党论’之帝王也有不少，何曾有善政，又何曾有善名?”
朱由检又是沉思一番。
陈继儒接着说:”贤明之君从不以朝臣结党为患，反而恐朝堂之上万马齐喑，众臣不开一言，或异口同声奉谀虚应。”
朱由检明白了吗?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是又没全明白。
做领导的便是要在各种不同的声音里找出有用的声音，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完成自己既定的工作便行了，要有主见，有决断力，何必总是纠结各种杂音。若朝堂上只有一种声音，这声音反而是错误的，不真实的，甚至是可怕的。
陈继儒接着问:“陛下以为朝中二品以上大员，其才智比之陛下如何?”
皇上不好说众臣比不上自己，更不想承认自己比大臣的能力差，只得说:“诸卿皆科举正途一路选拔上来的，才智自是无话说。”
陈继儒问道:“草民听闻陛下曾问辅臣周道登:’何为情面?’”
皇上否认不了，只得承认:“确有此事。”
陈继儒紧接着问:“若周道登问陛下’何为情面?’陛下又该如何回答?”
朱由检又是被问住了。
问题肯定不在情面二字上，问题是皇上为什么要向辅臣问这么幼稚的问题。是敲打?是警告?还是真不懂?
皇上现在也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脑子一热问周道登这么个幼稚的问题。但是更麻烦的是，他不知道陈继儒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陈继儒也知道周道登非良臣君子，但是陈继儒以此事作比，只不过让皇上明白自己幼稚冲动的毛病，于是缓声说:“天下之人，与人交往，自然绕不开情面二字，臣属有照顾陛下情面的时候，陛下也有照顾臣属情面的时候，诘问辅臣情面如何讲，辅臣该如何回答?若臣属有违反典章律法之处，自然不可讲情面；若不违反律法，以情面谓之，又有何不可?陛下若总以情面之请疑臣下有私、臣下结党，臣下自然也不照顾陛下的情面。”
朱由检脸上一片绯红。当初为何如此幼稚。可陈继儒想着是，皇上到今天还是一样幼稚，完全不知道人与人到底是怎么交往的，说到底一是利益，一是情面。总把忠君爱国的大帽子扣在大臣头上来要求臣属效力，臣属有几个是真心效力的。
陈继儒又说:“君示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陛下朝堂上动则恚怒，大发雷霆，斥骂或责难诸臣，视诸臣如仇寇，诸臣又如何看待陛下呢?”
朱由检又是一阵汗颜，不知如何应对。
陈继儒接二连三的发炮，估计皇上一会儿接受不了，决定缓一缓，于是端着茶杯开始喝茶，细细品尝茶中滋味。
陈继儒喝完一杯茶，接着又喝了一杯，看皇上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说:”陛下，若言党论，草民或还有话说，只是待下次说，陛下还需静心思考，只不要执于党论，而耽搁了国事才好。草民这便先告退了。”
陈继儒想着今日已经说了不少，够皇上想上两天两夜的了。
回到宅第，陈继儒也是久久不能平复内心。如今这皇上的问题比他当初料想的还要令人头痛。
世人皆称其仁德，皆称其聪慧，但是他的幼稚与昏庸却比历代大明国君都要明显，都要厉害，偏还不自知，还自比圣明之主。
崇祯元年为东林翻案，得了个好名声，便沾沾自喜，现如今东林诸臣便以此沮攻政敌，只要是不喜欢的人便冠上奄党的帽子，痛打追击，皇上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能反驳，导致党争比天启朝更复杂更炽烈。
这东林人便这般有恃无恐，这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有九成原因是这个小皇帝导致的。
他自崇祯二年所有处置大臣的行为，一般人看来是乾纲独断，是刚毅果决。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出来，是诿过，是泄愤，是处置事情不力后的无能狂怒，是胸无主见的罚人立威。
处置刘鸿训、袁崇焕、王洽、钱龙锡是如此，处置王永光、袁弘勋、张道濬同样是如此，从来不以律法制度为处置事情的原则。若是像古时权谋帝王这样，通过杀人、处置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说得过去，但今日皇帝不是这样，处置臣属纯粹是掩饰自已的无能而宣泄情绪之举。
今日之皇帝就像那乡里或坊市的孩子王，有领导欲，有一些智慧和心机，还有一些策划事情的能力和笼络控制他人的小手段，对付一般十几岁的孩子或者家奴(譬如魏忠贤)是够用了。但是用这一套来与大臣们玩，特别是与久历官场的老江湖来玩，别人就会像看傻子一样看他。
做皇帝的，能力不足，就要像隆庆皇帝一样做甩手东家，虽然被人视为昏庸无能，也能得个宽仁的好名声，也不耽误国政。
但是今日之皇帝不认为自己能力不行，他认为自己能力比之汉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差，甚至要超过他们。
有自知之明还好救，没有自知之明可怎么办?便像是一个十岁小孩，虽然脑子不够用，偏又手上有刀，还有了杀人的权力，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祖大寿再次向孙承宗报告了建虏毁城的事。并建议暂停修建大凌河城，大凌河城不但不能成为锦州的屏障，反而会成为大明将士的坟墓，若虏兵来围城，凌城孤悬于外，该城及城中兵士如何能保全?并以为只守好锦州城为要。
孙承宗现在是太保、文华殿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蓟辽督师，职位已经诸文臣中最高的了，并有独自处置蓟辽兵务的权力。
孙承宗听得祖大寿说大凌河城屡次被建虏所毁，心中惊悸，他知道他所执意要修的大凌河城可能要给他带来大麻烦。便是毁城还好说，只是靡饷劳役，若是建虏大兵围城，该如何办?他不敢想，更不敢将后果说与皇上听，只得再次上疏求罢，以年衰多病求退休，并举荐太仆少卿傅宗龙代为蓟辽督师。
皇上不知孙承宗的真实想法，想着既然你执意修大凌河城，总得大凌河城修完再说，岂能半路撂挑子?再说这傅宗龙也没听说有什么治兵之才，如何提拔?便不说才品怎么样，太仆少卿与督师还差着好几级，如何能骤然升至边关大帅，百官又作何想法?
于是照例温言慰留，不允孙承宗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