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内阁议事，温体仁的剿匪方略，皇帝倒是觉得可行，但是毕竟没有上过战场处理过兵务，怕这次又有差池，不但不能剿匪，反而给地方督抚添乱，到时侯板子又该打到谁的头上?所以这次他学聪明了，令兵部将温体仁的剿匪方略赶紧写成一个信札，令驿递急传于杨鹤参详，若行则行，到时侯再不建功就别怪皇上不客气，若不行则再另议。
这会儿信札已由杨鹤原封不动的转到洪承畴手里，要论剿匪还是洪承畴最在行，杨鹤虽然总将”剿抚兼行”作为陕西工作主基调持在嘴边，但真正与兵事有关的方案，必递传至洪承畴处，请他参谋，杨鹤自已从来不擅自主张，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洪承畴得了这份信札，知道肯定不是兵部的意见。兵部对延绥的兵丁饷银粮草知根知底，没必要送这份文件下来，而且兵部对各边督抚从来是传旨式的命令，这次竟然征询地方督臣方案，很是反常。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面是不是有哪位阁臣的意思或者皇帝本人的意思?洪承畴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对待这份信札，立令差官叫张福臻和曹文诏来商议。
曹文诏一入大堂便发牢骚:“以吴甡来陕北负责赈务及巡按边镇，原来不是李应期为巡按吗，这又是哪个官老爷的馊主意?去年与中丞大人合力剿杀绥德匪首李左挂、苗美，李巡按是出了大力有大功的。这李巡按干得好好的，如何偏要更换个人到陕北来?”
洪承畴说:“文诏，朝廷的事，你我还是少说的好，免得惹出不必要的是非。李大人也没有撤呀，只是回了西安，再说李大人现到督理全省纠察工作不是好事?”
曹文诏嘟囔着说:“我只怕这吴甡不是好人，来搅局的，好不容易有的剿匪局面被他搞得一团糟。”
洪承畴正色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只是我与惕生兄不计较你，若是那个有心人听到以此编排你，你便是杀敌百万也是被冤死的命!”
曹文诏只好按下性子不说话。
洪承畴说道:“从杨总督那里转来一份书贴，惕生兄、文诏你们看一下。”
曹文诏又打开了话匣子:“这又是哪个堂上坐蜡的书呆子想的主意，我延绥兵马总不过八千人，如何四方布阵，如守株待兔一般。”
张福臻说:“我听说这是次辅温体仁的主意。”
洪承畴瞟了一眼张福臻，想不到这张福臻看着老老实实，消息着实灵通，笑着说:“你且莫管是谁的主意，只论可行不可行。”
张福臻接着说:“要说可行，只要兵马钱粮管够，也是可行的。”
洪承畴不说话，倒是心里暗自揣磨着温体仁这个人，这温体仁他是未见过面的，从他谋划的这个剿匪方略来看，也不是全无实才，而且他还是用了心在谋划，说明他还是有为国谋事的心思，不像一些尸位素餐的家伙，只关心自已的爵?，不管江山社稷，只是这个方案不符合陕西剿匪的实际情况。
陕北剿匪从来不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从崇祯二年韩城之战至今，他洪承畴还从未打过败仗，之所以匪盗越剿越多，归根结底一方面是兵力和粮饷不够，一方面是上无定策，多方掣肘，而使剿匪事劳而无功。
陕西三边四镇额兵有七万之多，光延绥镇额兵两万二千人，而每年拔付的兵饷只有八千人，还不包括马匹的粮草供应，恤赏更是没有，所以现在的兵马也勉强有八千多人，要说现在陕北招兵倒是容易，但是招多了僧多粥少，反而容易导致士兵缺饷哗兵，那神一元便是边兵无饷哗变后变成盗匪的，王嘉胤部也有很多因缺饷而逃跑的边兵，本来剿匪便是不易，又要来剿叛，更是忙上添乱，自寻烦恼。
偏偏兵部的帐册上延绥额兵有两万多人，若是得罪了哪位朝廷要员，参你个贪冒军饷，上面又不细查，你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洪承畴说道:“惕生兄，你盘算一下，杨总督传过来的这个剿匪方略，以延绥镇计，需要多少兵马，多少钱粮，恤赏银也粗略算一下。”
张福臻说:“若四处驻兵，少说每处驻兵五千，又各大县驻兵二千，小县一千，各关各隘各堡又驻兵一百至五百不等，至少要三万人，另机动兵马南北分置各八千人，总计约四万八千人，战马八千匹，火铳另加两万八千支，另配给火药，按年计粮饷弹药马匹约三百三十万两，恤赏按人头二十两计，总要五十万之多。”
洪承畴又说道:“你再初步估算一下，整个陕西四镇实有兵马多少，火器、马匹有多少?”
张福臻说:“总算延绥、固原、甘肃、宁夏四镇人马不过两万七八千人，马估计六千匹左右，火器估计一万一千支火铳左右。”
洪承畴说:“就按此上报给杨督帅，把额兵额马额铳，及实兵实马实铳数皆详细说明，不可遗漏。”
曹文诏惊讶道:“洪大人，你还真打算按这个来呀。”
洪承畴笑着说:“若是朝廷有这个钱粮，人多马壮不是更好吗?”
“说得也是。”曹文诏哈哈一笑。
书札由洪承畴哪里再转呈到杨鹤处，杨鹤看着洪承畴报上来的数字，知道朝廷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粮来剿匪，杨鹤体念朝廷的难处，于是在洪承畴的意见下面，又附上自已的想法:“今日陕西剿抚事虽未全歼贼匪，但其各部魁首多被我大明官军所剿杀，即便尚有残匪也是元气大伤，所附之流贼皆为当地饥民，若能晓之事理，予以赈抚，则能以不杀之举建百世之功，使陕西境内百姓感念圣德，不再寻衅。但饥民安插，实在难办。陕北已无完地，土地荒废，旱蝗连年，解散又何处就食；曾有移民就食之说，秦中士庶又恐引贼入室，未救延安之饥先酿西安凤翔之乱。若想赈抚见有成效，必实实赈济，合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今日调兵围剿糜费颇大，但赈抚之所费，较之剿贼，实九牛之一毛。且银用于剿，杀一民而耗百银，用之不返，且斩首太多，上干天和。银用于抚，金银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之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凡是读书读得多的人都有一股书生气，这书生气甚至像体臭一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杨鹤便是如此，读多了圣贤之书，对刑杀有着天然的排斥，那怕这个人是无恶不作的盗匪，是杀父夺妻的仇人，他以不会以刑杀来惩罚之，而会怀悲悯之心尽力拯救，以道德和良知来感化恶人。
不管是立国为民的大仁，还是不分是非的妇人之仁，这些圣人子弟认为都是值得称道的，并以此标榜为自已的功德。在他们眼里感化一个恶人甚至比挽救一百个普通百姓的功德大得多得多。这份迂执和不通变的仁义在很多士大夫看来是仁义忠直，不改初心。
书信很快又转到皇帝朱由检的手里，皇上也是一个好读圣贤书的人，他对圣人先贤的仁爱爱人的治政理论更是深信不疑。他明知道杨鹤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问题(不然这么多年盗匪如何不能根除)，内心仍然不排斥杨鹤的想法，或许是文人之间的心念相通吧。
当然钱粮不够也是现实问题，看了洪承畴答复，朱由检知道如果钱粮够的话，温体仁的方案应该是最快见效，也是最彻底的方法。
但是兵马钱粮都不够，如何办?除非将蓟辽兵马全部移师西北来剿匪，但是辽东是京畿近卫，若女真人打过来，快马加鞭两三日便到了北京城，如何不设防?
说起东北建虏，崇祯皇帝更是头痛不已，辽东局势如西北匪乱一样糟糕，甚至比西北更麻烦，更难处置。
喀拉沁原是兀良哈朵颜部的驻地，成祖靖乱时出过大力，成祖为了回报他们，便将大宁各卫所内迁，准其在大宁都司驻地放牧。正统年间朵颜部被瓦剌部攻击，求助明廷，明廷不予相助，被也先击败并兼并，但是仍保留其人口牲畜及牧地。
也先死后，蒙古东部插汉部势力强大，朵颜部归降于插汉部达延汗，更名为喀喇沁。但相对保持独立。
这喀喇沁部虽在灾荒年月间断有侵犯明朝边境的情况，但大部分时间仍能与大明和平相处，并按时朝贡，且其牧地便为燕山长城的北面，可作为大明的屏藩抵御夷族。
崇祯元年，女真有意入侵喀喇沁部，当时部分朝中大臣，建议出兵襄助喀喇沁，使其为大明藩屏抵挡建虏。另有一些大臣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可托腹心于外邦，徒耗兵马钱粮?之前也曾以钱粮盐铁羁縻插汉部，但虎墩兔汗(林丹汗)不讲信义，不遵约定，不但不臣附于大明，对大明感恩戴德，还屡次侵边。喀喇沁部亦同此理，不应予以救助。
朱由检当时正陶醉于翦灭阉党，大快人心的人生得意时刻，哪管得了外邦的事，再说喀喇沁部本归附插汉部，虎墩兔汗理应出兵救助，大明何必多此一举，多方结冤，于是既未出兵，也未资助钱粮，只时口头上表示要支援喀喇沁部。喀喇沁部求援大明不成，又求助于虎墩兔汗，谁知这虎墩兔汗更加无耻，乘女真人入侵喀喇沁时，不但不予救助，反而抢掠兼并其部众牲畜。喀喇沁部首领苏布地万般无奈，只能率众归附黄台吉，黄台吉将喀喇沁部编成两旗，喀喇沁人正式成为建虏的武装力量。
本来进攻大明内地只有辽西宁锦走廊一条路，当建虏兼并喀喇沁部后，现在有了三条路，既可能经滦河河谷入独石口进关，又可从卢龙故道经松亭关入关。
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女真人就是避过辽西走廊，从另外两条道攻入长城的，朱由检后悔吗，肯定后悔，可是后悔有用吗?
明军精锐在于建虏的几次大战中精锐消耗干净，又无好的对付建虏骑兵的办法，若只死守山海关宁远能保京师，大明或尚可一战。现在明军长城沿线处处要守，处处要防，将士惧建虏如虎，遇敌不敢接战，多数时侯是见敌便跑，偶有几个胆壮的，也只敢在城内放枪放炮，不敢近战。朱由检不得不面临建虏随时入侵的窘境。
他和他的帝国像待宰的羔羊，虽然不知道敌人哪一天会将屠刀举起来，但是这天终究会到来，只能时时刻刻胆战心惊等待着，但又毫无应对的办法。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煎熬最能磨炼人的意志，但对于大明皇帝来说，这种煎熬正在慢慢击溃他脆弱的内心。
杨鹤的方法不可行，温体仁的方法钱不够，怎么办?西北剿匪只能维持目前的方法继续干下去。
今年是大计之年，吏部都察院奏大计考察各官，方面官豊建等八员冠带闲住，王化行等七员降调用，陈圣豊等十二员照例致仕，熊文灿行巡按勘结有司官丁树本等二十四员冠带闲住，周茂仁等五十二员降远方杂职，赖惟岳等三十八员降调外用，程际綦等七十六员革职为民。
吏科等科都给事中刘汉儒等以大计遵例纠劾有司李继志等十一员，应革职处分。
掌河南等道事御史喻思恂等以大计纠劾庸劣，方面官熊文灿等十员，有司赵之骅等十二员俱应革降处分。
兵科等科都给事中仇维祯等，掌河南道御史喻思恂等纠劾总兵王国梁、杨国栋、武平伯陈世恩、靖远伯王永恩、锦衣卫堂上佥书曹邦泽、原任副将任中英、卢抱忠，原任蓟辽总理马世龙，参将谢君恩等八员，乞敕兵部处分。
每次奉大计京察之年总能惹出一些风浪，今年总算平静。但今年熊文灿巡抚地方勘察有功，反被喻思恂等劾为庸劣，皇上怀疑其中有隐情，本欲亲自详查，但如今剿匪、钱粮事最是紧急，不想惹出更多风浪。只着中官去提点了喻思恂两句，将奏章下各司查核并研究处置。
钱粮，钱粮，诸事难成说到底终是钱粮不足，赈济灾民要钱，招抚贼寇要钱，剿匪安民要钱，驱虏保境要钱，修固河堤要钱，恤赏将士要钱，处处要钱，偏偏钱不足用。年轻的皇上已经快被钱粮二字折磨得崩溃了，做梦都是如何筹措钱粮的事。
去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不顾群臣非议上了一疏，说了两件事，一是请求严肃贪腐，整顿吏治；二是请求加派钱粮，解决钱粮不足之困局。皇帝正为钱粮之事着急，梁廷栋竟然不顾个人名利得失，上疏为君解忧。这便是缺觉送枕头，甚是让崇祯皇帝开心。
梁廷栋在崇祯二年只是一个四品参政道，在己巳之变中调派布置兵力颇有章法，建言建策颇合时宜，至少比那个长得漂亮挺拔实则草包的王洽强多了，是京师保卫战中少有立得功勋的人，皇上打心眼里对他刮目相看，两个月内先任顺天巡抚，又任蓟辽总督，崇祯三年正月又任为兵部尚书，这种火箭升天般的提拔，有明一朝从未有过的。
梁廷栋也被皇上的这份知遇之恩着实感动了，既然诸臣都为着自已的前程不愿为君上分忧，我便来做子圉这样的忠臣。
梁廷栋的上疏不出意外地遭到众臣一致的非议，科道言官几乎天天有人上疏攻击梁尚书，那疏书就像射向敌人的毒箭，连绵不绝，大臣们只是旁观，言官倒是玩得不亦乐乎。从去年末吵到春节，从春节又吵到现在。自去年梁尚书上疏的那一天到今天，总不过四十一天，攻击梁尚书的奏疏竟有五十余件。
其中广东道御史袁继咸、刑科给事中吴执御最是可恼。袁继咸疏中竟然以剜肉补疮之论攻沮梁廷栋，吴执御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更是连上三疏，仿佛比皇上更忧心国事，疏中谓”理财必本之经术，不可暂为苟且之计”，并以本朝太祖、成祖之旧典，建议不但不得加派，还要废除之前加派的辽饷，废除捐助之策，与民休息，并有暗讽皇上不恤民困之意。把皇上气得不轻。
梁廷栋现在成了众言官沽名邀直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上一口。如果不上疏攻梁廷栋反而显得另类了。
皇上被梁廷栋送上的枕头弄得寝食难安，于是只有召见梁廷栋计议一番。
正月二十在文华殿召见梁廷栋，对于自已遭受的攻讦梁廷栋虽然委屈，但尚不大当回事，但是让皇上跟着遭受责难非议却着实令他心里很难过。所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他如今真想一死了之。
见过皇上，梁廷栋规规矩矩地行礼，然后惭愧地说:”陛下，臣一片忠心报国赤诚之心，竟遭众人如此非议，实在惭愧，不想还连累了陛下，臣实在是罪该万死!”
皇上抚着梁廷栋的背脊说:“爱卿不必说，朕知道你是想为朕分忧，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
他的奏疏在朝中掀起如此大的风浪，皇上还对他如此信任，他又是羞愧，又是感动，眼泪止不住的望下流，顺便把心中的这份委屈也从眼角宣泄出来。
皇上递上了自已的手帕，梁廷栋更是感动得无以言表，连着叩头谢恩，虽然只是一块手帕，但毕竟是御用之物，这手帕里藏着深深的皇上宠意呀，试问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有几个大臣能享受过皇上的赐帕，这份殊礼只有我梁廷栋得到了呀!
梁廷栋擦拭完眼泪后，将手帕小心地收藏在袖中。
朱由检问:“爱卿，且说肃贪，可有什么好法子，拟个章程出来。”
梁廷栋说:“臣以为以厂卫假借收集民情之名巡视各方，自然能纠出许多地方蠹虫，地方小蠹多与在京大僚互为表里，勾结循私，或可乘机清除朝中大贪。抓一批抄一批，可将其家私充入府库，以作公用。也好儆示那些贪官污吏，不敢再做那违法乱纪的勾当。”
朱由检正愁没钱，一听说抄没贪官家私，瞬时来了兴趣:“怎么个处置法，贪多少杀，贪多少抄，贪多少罚，爱卿有何具体想法。”
梁廷栋说:“太祖当年所定大明律，贪六十两便杀头，实在过于苛酷，当今之世也不便施行。臣前日苦思冥想了一夜，以为贪一千两以下，罚俸一年，降两级听用，非上特简，五年不得升迁。一千两以上至五千两，行贿者一倍罚赃，受贿贪墨者两倍罚赃，去职，夺去罪者功名；五千两以上至二万两，行贿者两倍罚赃，受贿贪墨者四倍罚赃，去职，夺去其三族功名赠荫，永不录用；二万两至十万两，行贿者四倍罚赃，受贿贪墨者抄没三族，遣戍；十万两以上，行贿者抄没三族，遣戍，受贿贪墨者抄三族，枭首示众。”
梁廷栋的这个想法让皇帝想到了很多，首先他认为梁廷栋比韩一良靠谱，定的章程细致合理。第二，梁廷栋是真心实意为我为大明江山着想，不然一般人哪会为了这点薪俸想出得罪大多数士人的法子，搞不好连性命都难保。第三，当年天启朝只派了几个缇骑去江南搜拿所谓的‘六君子’、‘七君子’，就闹出民变，如今令厂卫大巡四方，又会弄出什么样的乱子?再说崇祯元年他亲自废除了厂卫的监察职能，厂卫基本不能出京，这会再让厂卫监督百官，大臣们会怎么想?视国事如儿戏，朝令夕改，重用阉寺，宠佞小人，陷害忠正之臣，与自古昏君何异!朝臣这样质问讥谤他，他能如何回应。第四，就朝廷目前这个状况，贪墨者不说五成，三成是有的，这个政策什么时侯实行，由谁来执行才能达到效果，百官如果以此万事虚应，不用心办差，又该如何应对?若像天启朝那样引发党祸怎么办?
到底能不能弄好，弄不好又如何收场，朱由检心里没底，所以内心十分犹豫纠结。
崇祯二年韩一良提出肃贪，虽言论空疏，难着实处，但也为百官所不容，被逼回家。如今梁廷栋的方案更大胆更具体，反对的声音可能如火山海啸一般猛烈，怎么办?他舍不得这顶圣明之君的帽子，也极度爱惜名声，他怕梁廷栋引燃的大火不能及时扑灭反而会燎了他的羽毛。
梁廷栋观察着皇帝的面色，皇上脸上时而焦虑时而忧郁时而愤恨地迅速变化着，梁廷栋知道肃贪的事估计靠不住了。先肃贪后加派尚可见成效，若肃贪之事不能执行，不肃贪只加派，胥吏奉旨横行，百般催索，只能增加百姓的困苦，梁廷栋内心发出一声长叹。
过了半刻钟时间，朱由检仍然下定不了决心，既然肃贪的事一时想不明白就暂时不想，让梁廷栋再说说加派的事吧。
朱由检说:“爱卿，加派一事众臣非议也或许有些道理，你且把你的道理说出来。”
梁廷栋说:“陛下，我大明祖制农税三十税一，每亩额税折银贫地不过二分五厘，好田也不过七分，加上辽饷加征亩均也不过九分，而江南上田丰年每亩可得粮五石，折银五两有余，歉年也有四石左右，而西北下地丰年可产粮一石半至两石，歉年虽不及一石，但平均下来每亩所征不过二十税一，如今陕北免赋，其余各地也算丰饶，每亩再加征三分，尚不足一钱银子，民力应该是能承担的呀。若以此计，我大明每年可增赋一百六十五万两，则朝廷财用不足之困可稍稍纾解。”
朱由检心里默默算了一笔帐，若能加征一百六十万两，着实可以大大缓解中央财政的困难。将此银粮用于剿贼，或可短时间剿灭贼匪，待贼匪剿尽，再停加派也不是不可。
朱由检问:“有什么弊端?”
梁廷栋说:“加赋一事，必然会增加民困。但如今时局已困迫至此，也只能暂累百姓以襄国事，实无奈而为之。”
皇上沉着脸点了点头，但是他又心想:大臣们众口一词的非议，其中固然有沽名邀直的伪君子，也或有心怀社稷的忠阃之臣，这件事里可能有自己还不知道的道理。皇上不好自作主张力排众议去安排加派，若日后办不好，既惹得一肚子怨气，还损害自已的名声，他决定还是择日廷议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