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七下午得半日闲暇，朱由检本来是想回宫看看太子慈烺的，孩子刚两岁多，已经能叫爹了，甚是可爱，小公主才两个多月，也是中宫周皇后所生，模样伶俐，也甚是惹人疼爱，只可惜他每天忙于政务，根本无暇关心妻妾儿女。
但是又想起陈小九、李丛文之前要说的话还没说完，今日有时间抓紧着叫来再探问一下。
不一会儿，王承恩便将这两个小阉叫了过来，两个倒霉小子，额头上还残留着叩头留下的伤，但头面部的肿胀都算消退了，便是有些青一块紫一块，可怜兮兮的。皇上对王承恩使了个眼色，王承恩秒懂皇上的意思，又给他们小宦官送了两个蒲垫，总算磕头没这么痛，两小阉进了偏殿正要行礼，看到蒲垫又是感动得一塌糊涂，激动得有点哽咽，赶紧着连连叩头:”谢主子隆恩，谢主子隆恩。”
朱由检是一个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当年那种委屈压抑几乎等同于寄人篱下的日子，他和他的父皇、皇兄也是这么多年战战兢兢的过来的，他能理解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心态，甚至很多时侯能代入进去，所以对于弱者他有着天然的恻隐之心和保护欲。
皇帝抬抬手说:”好了，好了，之前的故事还未说完，今日接着说。”
李丛文接着之前陈小九说到的部分往下说:”那东林党每日攻讦不止，御史霍维华看不过眼，便在朝会上与东林辩论，大意是说年初时你们东林与王安那恶阉相互交结，把持朝政，祸乱国事，如何不说是害政?今日换了司礼便这般说话。那些个东林党人被诅一时不知如何回话，便恶意辱骂霍维华本人，有几个胆子大的甚至要在朝堂上撸袖子准备揍击霍维华，幸好被监仪御史及锦衣大汉将军喝止。”
朱由检想不到大明天朝竟然有朝廷官员堂上殴打其他官员的事，简直太没有大臣体面了，既荒唐又可恨，急问道:“还有这等事?可确信?”
李丛文委屈地说:“这件事并不隐密，宫内宫外都传遍了，奴才岂敢撒谎。”
朱由检想起当年杨、左移宫时的可怖面目，朝会上殴打其他大臣的事对于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于是点了点头，默许李丛文继续讲下去。
李丛文接着说:“之后散了朝，那些个东林党人也不饶过霍维华，对霍大人百般骚扰，霍维华没办法，只得连番上疏求罢。天启皇爷只是不允，而且下了旨意，有再敢伤及霍维华者，请去镇抚司问话，那些个人才稍稍收敛。这时辽东边事更加急迫，熊廷弼与王化贞因是战是守意见相左，熊廷弼久历边镇，有边才，颇得神宗皇爷赏识，累迁至辽东经略，而东林不欲熊廷弼专务边事，荐任王化贞为巡抚，巡抚本应受经略节制，但东林为一己之私，却将兵马事权皆委于化贞。”
李丛文口干舌噪，便有些梗噎，皇上给王承恩眼色，王承恩便马上为李丛文递了茶水。
李丛文感动，喝过茶水后接着说:“天启二年，恰恰王化贞于正月连失西平堡、广宁府等辽东四十余城堡，辽东仅锦州宁远尚存，丧师十万余，丢失军资器械马匹无数，熊廷弼与王化贞俱退回关内。皇爷雷霆震怒，命有司彻查，朝中有识之士，便大抵明了皇爷的心思，以此归罪东林，纷纷上疏攻东林诸人，王化贞此时意识到东林党大厦将倾，便转身投靠魏忠贤，魏忠贤趁机利用化贞揭露‘东林贪污辽东军饷’，暗使言官大攻东林。东林党此时乱作一团，不知如何应对，东林党内又有‘保熊攻熊’之争，叶一燝主张保全熊廷弼，以挽救辽东局势，叶向高及杨、左等人仍然要求攻讦熊廷弼。熊廷弼久在边关，性直而自矜，不知朝廷党争之酷烈，倡言辽东之败，罪在中枢。颇为讥讽之言，皇爷对熊廷弼颇为失望，将熊廷弼、王化贞下部议论罪，皆论死罪，暂缓处决。刘一燝无奈连上三疏求罢，皇爷三月准其致仕。汪应蛟乞休，皇爷允准。此后，东林知大势已去，陆续上疏求罢，孙慎行七月去职、十月文震孟、郑鄤等去职，皇爷也不作挽留。但叶向高、周嘉谟等高位者仍赖在位上尸位素餐，三年春正月，礼部侍郎朱国祯，尚书顾秉谦，侍郎朱延禧、魏广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东林势窘，朝廷大事渐决于皇爷及魏忠贤，朝堂不再出现为细末事连日讧争的局面，部寺科道皆受命，辽东边事稍缓，而云南匪乱也得到控制。”
皇上点了点头。
李丛文吞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三年秋，叶向高知势不可为，求罢，皇爷允准，周嘉谟求罢，皇爷亦允准，则朝中内阁及六部尚书皆不见东林，局势渐清，但东林不甘失势，天启四年杨涟上<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疏，魏忠贤涕泪交流，告于皇爷。此疏说是弹劾魏忠贤，其中多有语涉皇爷，又有荒诞不实之谣言，皇爷大怒，令下镇抚司拿下，何人主谋?何人所唆?同谋者何人?务必审问清楚。此时内阁魏广微承魏忠贤意，欲编<明伦要典>，以斥东林党之荒谬，皇爷允准。五年，给事中阮大铖告之魏忠贤，暗嘱给事中傅櫆劾汪文言，并劾魏大中通汪文言为奸利，汪文言案发，牵延甚广，又牵及熊廷弼，皇爷恨熊廷弼愚蠢颟顸，有负圣望，遂枭首抄家，并令传首九边。”
朱由检问:“杨涟所论二十四大罪，有何不实?有何荒诞?”
李丛文说得兴起，便激动地嚷了起来:“偏是东林做得高官，他人做得便是有罪?偏王安任司礼掌印便是忠宦，他人做得便是阉逆?这是哪门子道理?又以谣传为正论，以私揣为事实，恣意诋辱魏忠贤，非议皇爷，哪一朝哪一代见过这样的忠正之臣?其所言宫内事，多为荒谬狂悖之论，不值一辩，偏以此摇惑人心，又是何居心?”
朱由检接着问:“为何不值一辩?”
李丛文接着说:“其疏有言: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裕妃以有妊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试问宫内事，杨涟一外朝官，如何知道?”
朱由检听得此言，竟是无言以对，这杨涟也是够疯狂够无耻，宫内事不论有无，你杨涟如何得知?未必在宫中安有内线?外官交结内侍凭此一条便是犯了死罪，还拿这些有的没的作为弹劾魏忠贤的罪证，真是愚蠢得可笑。偏偏登极之初我还受东林党人蛊惑，相信这些人为忠正之臣，予这些人以恩荫赐赠。想来真是荒唐。我这个皇帝怎么这般受人戏弄，这般没有主见，这般偏听偏信。真是太失败了。
皇上惭愧，只得另扯一个话题:“裕妃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丛文接着说:“裕妃之死实为咎由自取，裕妃以客氏非后非妃，却久居宫中实不应该，固与客氏不睦，无谦礼，多讥讽，又以有妊自认有功，屡番与客氏争衅，更有传洒谣言论及皇爷不伦之语，皇爷怒不可遏，着别宫幽禁七日，以儆效尤，裕妃惊惧，胎堕血崩而死。”
皇上问:“东林案又如何牵及熊廷弼?”
李丛文说:“天启四年，熊廷弼欲求出狱，于边关建功，以功赎罪，使人求援于中书舍人汪文言，汪文言应允，熊延弼便使家中人馈银五千两于汪文言，求东林显要杨涟、左光斗疏救之。此中事被阮大铖知晓，密告之魏忠贤。事发，皇爷震怒，令镇抚司详细审问，皆伏罪。”
唉!这熊廷弼也是书生气太重，朝中党争酷烈如此，竟不辨情势，自寻死路。他此时又想到了袁崇焕，那个令他抱有莫大希望然而又大失所望的前蓟辽督师，那袁崇焕死得冤不冤?即便有罪，罪当凌迟吗?虽然有我当时一时气愤自作主张的缘故，但其中有无大臣结党调唆，逢君之恶呢?
皇上问:“后来呢?”
李丛文说:“天启五年八月礼部尚书周如磐兼文渊阁大学士，以礼部侍郎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少詹事冯铨为礼部右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朝堂上讧争激烈，周如磐不能应付请退，十一月天启皇爷允周如磐致仕。十二月，皇爷命榜东林党人姓名，颁示天下。遣戍前尚书赵南星。东林人发起更猛烈攻击，攻天启皇爷之秽语喧然于朝野，皇爷不理，又辽东饷馈，魏公公，哦，不。。。。。，那魏逆命东厂锦衣卫强征江浙两地丝、棉商税及长江、淮河转输之税，计六百三百万两，又敲逼两浙两淮盐商盐税银三百五十余万两，辽东饷匮之难稍纾。”
一提到钱皇上便来了兴趣，内心想，若此时有个魏忠贤这样贴心敢干的人帮我从江南敲点银子出来该多好，也不用我这样没日没夜心烦意乱地瞎着急了。但是皇上知道，这些事也只能想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顶着明君、圣君的头衔，肯定做不出皇兄这样不讲脸面的事。若真这样干，名声还要不要?皇家的脸面往哪里搁?
皇上问:“你如何知道这么详细?”
李丛文低着头说:”刘若愚刘逆在司礼办差，帮天启皇爷拿主意，此些事他肯定是知道的，奴婢便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皇上追问:“可确真?”
李丛文小心回话:“奴婢也只听刘逆一人之言，此中真伪也不敢笃定。”
皇上点了点头，示意李丛文接着讲。
李丛文说:”六年正月天启皇爷命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阁臣领礼部、翰林院合修《三朝要典》，是时大清兵围宁远，宁远有饷，兵士用命，总兵官满桂、宁前道参政袁崇焕固守，建虏不能破城遂退走，围解。二月升袁崇焕为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仍驻宁远，辽东局势渐缓。三月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奏，逮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攀龙惧罪，投水溺死，起元等下镇抚司狱，相继死狱中。所谓’六君子’、’七君子’案成。朝中东林心恨至极，狂攻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三人不得已上疏求退。皇爷无奈允丁绍轼、黄立极、冯铨退，天启六年六月《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东林之罪以此定论，礼部侍郎施凤来、张瑞图，詹事李国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九月顾秉谦致仕。至此国柄尽归于天启皇爷，而由魏忠贤传布于外，从此君臣同心，内外归命，无有敢忤上意者，军政庶务皆归于一统。”
唉!朱由检思索良久，心中五味杂陈，又是一声长叹，令二位宦官先回去。
御史吴甡正月初八出京代天子行赈抚事。皇上心痛这十万两银子，怕下面人贪墨滥用没使到赈济饥民的正途上，本来想派一个中官随行监督，朝议皆言不可，中官随行除了扰害地方增加州府负担外，别无他用。皇上不想在春节的时候与众官争吵影响过年的气氛和心情，再说当皇上这四年来，他与众官吵了不知多少次，不论输赢，最后也只是多了一肚子怨气，与事无补。最后也只好作罢。
有怨气不能朝言官清流洒，总还要找个人盘算盘算。朱由检这边送吴甡出京，那边就紧急着令太监将户部尚书毕自严、工部尚书曹珍找来，着张彝宪也在一旁听听。
不一会儿毕自严和曹珍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本来想着就在平台问话，毕竟平台不够隐秘，想着不管是好的坏的传出去又是一番风雨，平台召也显得对二位尚书不够尊重，皇上决定就在文华殿召见。
崇祯皇帝黑着脸问道:“二位爱卿，朕急着唤你们来，想着也知道什么事吧。”
二位部堂看着皇上阴郁的脸庞，想着上午的事，估计没好事，只能先点头应诺，端正好态度。
朱由检接着问道:“二位且帮着盘算盘算，为何总是未到年末国库就没钱了呢。”
毕自严满含委屈地起身辩解道:“陛下，臣自崇祯元年做着户部堂官到现在，每年的用度也是年初运筹年末决算，账目一清二楚的呀。”
朱由检斜着瞄了眼张彝宪。张彝宪得了眼色，立马正色问:”毕部堂，且详细说说情况。”
毕自严说:“臣自崇祯元年接手部务来，总算得每年正税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七千两，商税一百三十万两，又杂色税银七一万六千两，总共不过一千六百六十七万三千两，去岁因陕西饥荒，皇上令减免陕北赋税，又减去计三十二万一千两。”
张彝宪又望了望曹珍。曹珍接着说:”近年宫内虽无大工程，但先帝陵寝总是要建的。又江南江北洪旱灾害频仍，其中尤以黄旱淮洪为著，用度颇大，又军械火器制作、修补城墙耗费巨大，总是入不敷出。”
朱由检问:“户部支出有哪些?”
毕自严说:“北九镇额兵三十一万七千人，云南备边兵一万九千人，沿海备倭兵二万三千人，总额兵三十五万九千人，每年只按半数约十八万人发饷，每兵每月额定粮二石，菜银半两，又大小军官钱粮数在计九十六万三千两，粮银合计七百九十六万两，额军马五万七千匹，每年粟豆减半支应，折银二百九十七万两，京营兵马三万一千人，额粮银一百五十五万两，全额支应。军中恤赏太平年月几无支出，现每年支银在二百三十万两有余，文武百官及吏员额员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七人，额银三百九十六万两，除去在边武臣，地方官员各行省截留税赋自支之数，两京及直属部寺各衙门官俸在二百六十万两左右，京城各部寺台院的办公费用一百六十七万两，锦衣卫三万五千七百人，基中荫官一万三千八百人，年支总计四百三十万两，宗室岁支九十七万两，各藩建府修缮及请赐礼器服御之用均算每岁五十万两，驿递四万三千人，合银九十八万四千两，妃嫔中官俸银八十三万，备赈银一百五十万两，还有皇上的金花银二百万两，另有百官恩荫赐赠每年均算在二十万两，四方小邦的朝贺封赏又四十万两有余，每年总计支出在三千万两有奇，而户部总计收入不过一千七百万两，每年缺额在一千三百万两以上，臣得实在难以维持。还请皇上圣裁。”
张彝宪又转头问曹珍:“工部呢?”
曹珍说:“工部所得收入不过二百六十万两，但所费颇多。熹庙庆陵已完成大半，预计明年年底能完工，但支出尚有缺额三十万两之多，每年河工修漕支出在一百八十万两之多，火器炮铳弹药盔甲刀枪原无战事时，每年折损耗在二十万两左右，现在每岁战事频仍，枪铳弹药甲杖损耗在二百九十万两，而且战事频仍，东虏西贼毁城破寨无数，修城筑堡每岁平均在一百八十万两之巨，每年河工备银在二百万两，每年缺额在五百两之多。”
皇上无奈地摸了摸额头，这每一笔钱粮都是都察院及户工二部每年年底核过的，而且内阁及户工二科也派员全程参与监督，大体不差。本来银子就不够用，现在又加上饥荒要减免赋税，还需要发赈恤银，饥民从盗需要剿灭又增加了军费开支，兵士杀贼盗有死者当恤，有功者当赏，也是应当的，又是一笔开支。这林林总总算下来，是进入府库的银粮越来越少，出得府库的越来越多，愈发地捉襟见肘。
朱由检突然说:“盐政呢?”
曹珍说:“去岁巡盐所得仅一百二十万两。陛下不知，今日之盐政大坏，有名无实，东海之盐利皆入各大盐商之囊，早已不能补给税银，那些个盐商宁愿四处行贿各级官员，也不愿交于公帑，钦差巡盐如果勒逼盐商交银，盐商便不再出盐，则各地盐价腾贵，报之有司，恐激起民变，便勒逼分派细民纳银完数。”
朱由检气愤地抚案站起:”真是岂有此理，如何有这等不顾百姓性命的奸商酷吏!爱卿确闻有此事?”
曹珍知道这小皇帝的厉害，无来由就可能要了你小命，连忙跪下请罪:”臣也是听得江南传闻，但今日盐政确已大坏，所谓盐引皆由宗室勋亲或显官巨宦求得，只以此为勒逼细民之绞命索，何曾有利国利民之用。”
朱由检正声说:“如何补救?”
曹珍低着头说:“太祖之法令如今已面目全非，由救民之良策变害民之弊政。若想恢复祖法，恐宗藩勋贵豪门巨宦百般阻挠，事不成反受其累。”
皇上又是叹了一口气，一想到宗藩就头痛，偏偏他是最重视宗藩亲亲之义的人，连宗室亲人都不能相容，日后到地下如何见列祖列宗?于是只能调转话题问:“这缺额有没有地方可以补上的?”
“凡入银有常例，出银亦有常例，又从何处补来。”毕自严苦着脸说。
张彝宪见缝插针问道:“每年的缺额这么多，又是怎么支应开来的?”
毕自严继续苦着脸说:“臣等绞尽脑汁，也是没有办法，只能减少兵饷及养马支应和官俸供给，譬如军饷按之前减半列支缺额便很大，只能再减，将每兵每月月粮减至一石，养马粮也是减半再减半，另外荫官锦衣减半发俸额，朝中京官七成发俸，另京中部院的办公差费也是尽量压缩，只是太常寺光禄寺的供给仍按常例。然而备灾备赈银实在是无有所出，只不再列支了。”
太常寺管着皇家祭祀，光禄寺管着皇帝吃饭，想着毕自严这么为难仍能想着皇家的脸面，也是难得一片赤诚之心。皇上也不好责备什么。
自朱由检登极以来，已发生大大小小十余次官兵缺饷哗变，其中己巳之警的那次哗变更是让他心惊肉跳，幸好官兵在大同镇哗兵，若是叛兵进了北京城再逼着他来要银子真不知如何是好。他忧心忡忡地问道:“总是缺兵饷怕不好，兵士缺饷哗变，又要派兵镇压，更是雪上加霜，不是乱上加乱吗?”
毕自严说:“微臣之弟自肃曾在辽东效力，对我说，九边额兵多有缺额，各级军官总以吃空饷中饱私囊，适当减额，各级军官只是贪得少了，一般也不敢惹出大动作来。再说每年入项只有这么多，又能从何处节省呢?”
说到毕自肃，皇上又不免一阵心酸，清清正正的一个好官，因为宁远兵变自责愤懑不食而死，也算是忠节之士，这毕家的两兄弟为我大明也是付出太多了。
崇祯皇帝又看着曹珍问道:“曹爱卿，还有什么开源节流的好办法?”
“刚才严部堂已经讲了，臣等也是竭尽全力了。”曹珍也是一副苦瓜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张彝宪看了眼皇上，看他没有阻止自已问话的意思，便问道:”严部堂，万历初年我记得正赋不过一千八百万两，万历末年又加了辽饷折算下来也才二千万两多一点，神宗皇爷如何支应得开?”
严自肃回话道:“张公公，万历时天下太平，粮米充足，货殖较现在丰富，物贱银贵，如今四海之内旱蝗洪涝频发，又有地震酷寒之灾，粮物皆匮乏，自然物贵钱贱，所以万历时的一两银子买到的货物现在可能要一两六钱至二两才能买到，而灾祸严重的地方，譬如陕北三府一石杂粮需要四五两银子。万历时虽也有盗匪作乱，但多几月内平定，诸如兵器损耗，兵士恤赏，修筑城墙等支出不为每年常例。神庙自万历二十年后，少有郊庙，虽常祭由礼官代劳，祭祀耗用多有简省，又荒怠政务，职官多缺而不补，六曹皆空，每年官俸支出也节省了一百万两有余。而且神庙时又开矿税，使中官以矿税名目在地方横征暴敛，所得尽入内帑，故内库外库均支应得开。万历三大征，户部虽一时难以筹措，但所需银两皆出自神宗皇帝内帑，计二千万两之多。故万历朝尚无财赋不足之忧。”
张彝宪说:“如今可不可以收矿税?”
毕自严说:“万万不可，今日天下百姓已然足无立锥之地，身无果腹之粟，又群盗蜂起，遥相呼应，此时再加征，不是驱鸟入林，驱民从盗吗?”
张彝宪问道:“万历初正赋尚有一千八百万两，只到本朝如何只有一千四百万两?”
毕自严说:“潞王开府时，神庙赐田两百万亩，福王开府时又赐田四百万亩，瑞王开府又赐田两百万亩，桂王也是额定两百万亩，只是至今地方尚未完其田亩。各藩至地方，又多兼购庶民之田地，神庙又予福王淮引百万，福王便强迫中州百姓只可购淮盐而不可购河东盐，其价在原盐之三倍之多，害民尤甚，然地方官员上奏，上不予闻，此后兼买之风愈烈，凡中州可聚财之生业皆归福王。而秦、晋、周等大藩皆争相效仿，兼买田亩，掳聚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因各藩兼买之地不用纳租，又投献、诡寄之风盛行，而正税之源日益减少。其初只少田者投献，近几年灾害频仍，又兵燹四起，飞洒之弊更甚，一年之粮不足一年之征，故一些原有积蓄的小康之家也不堪重负，卖田或投献以避重赋。是故我大明凡建藩之所百姓困苦不堪，无藩之地则民困稍纾。”
又说到宗藩!万历朝天启朝也没见宗藩之害如此深重酷烈，如今的阁臣堂官一说到财赋如何便抓着宗藩不撒手呢?朱由检冷着脸问:“难道就一点其他办法都想不出来吗?”
毕自严只能苦着脸不说话。
曹珍眨了下眼睛，试探着说:”陛下，依臣愚见，不如将度支之事于后日朝会廷议，集思广益，或有收获。”
朱由检也知道曹老头在甩锅，可如今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按着他的想法，朝会议一议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