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原定太庙祭祀之日转眼就到了，朱由检也虔诚地斋戒了三日，礼官再就命銮仪卫陈法驾卤簿于午门外，陈金辇于太和门阶下。卯时天未亮，皇帝便穿戴好特意准备的冠冕龙袍静静地等待，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待到时辰，太常寺至乾清门告时，皇帝乘礼舆出宫，至太和门外换乘金辇。午门上擂鼓，皇帝在法驾卤簿引导下，入太庙街门左门，至太庙南门外神路右降辇，由赞引官引入太庙正门幄次。一切如作戏一般，神圣严肃又带着些许荒诞。
今岁春祭由首辅官周延儒为文臣之首，定国公徐允祯为武臣之首，依礼安奉先帝神位于前殿宝座。安奉神位毕，皇帝盥洗后入前殿左门就拜位北向立。仪式开始后，皇帝给历代先祖，从太祖至皇兄朱由校等神位依次上香行礼。上香毕，皇帝回到拜位率文武百官一起行三跪九叩礼。之后礼官唱赞行三献礼，饮福受胙。礼毕，撤馔，奏乐，请诸位神主回宫。皇帝再率百官行三跪九叩礼。
这套礼仪流程朱由检连今年算一起已经搞了四年，春夏秋冬并年末褡祭总共完成了几十次，已然烂熟于心，待到请神回宫环节，皇帝率百官行完三跪九叩礼，已然是太庙祭祀的末尾环节，诸臣都畅想着准备回家与家人欢聚享受美味的午宴了，皇上却有了另外的主意。
他行礼完毕后并没有站起来，仍然跪伏在太庙大殿内，只嘱咐诸臣在太庙正殿外休息等候，并令礼官出去后将殿门关上，将祝版、玉帛等送殿外焚化。
诸大臣及礼官不知何意，但皇上发话了，也不好提出质疑，且太庙说到底是皇上的家庙，只要皇上礼节上没有亏欠，诸臣又有什么好说的，只能尽力安慰自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再忍耐一下默默到殿外金陛下等候。
年轻的皇帝待诸臣都退出大殿后，终于抑制不住内心多年的委屈，伏在殿内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了起来。
待哭了有一盏茶的工夫，也是哭累了，朱由检将内心郁闷苦楚和愤恨不平宣泄得差不多以后，起身来到驻放朱常洛牌位的神宫内，再次庄严地三跪九拜，最后伏下身抽泣着说:“父皇，孩儿由检自柄国至今，已近四载，每日研学经史，孜孜不倦，治理国政，兢兢业业，祭祀宗庙，虔诚恭敬，又克己崇礼，戒奢节欲，仁心恤民，屈节下士，自以为修德谨身可比先圣，然国政愈殆，国事日非，四海之内，灾祸连年，兵燹纷起，百姓流离，饿脬遍野，黎庶卖儿卖女难求衣食，更有易子而食，掘坟食尸者，不忍卒闻，是何缘故?今日社稷危亡似在旦夕，儿臣虽无大才，仍不忘祖宗创业之艰，保业之难，若儿臣德才有亏，但求父皇诏示，儿臣定勉力改过，以求中兴祖业，弘续国祚。”
相对于名声不太好的皇兄，他更希望当皇帝只有一个月名声还不算太坏的父亲能给他一些建议和帮助。或者说从皇统的角度上讲，他更希望于是从父亲那里接过大位。从皇兄那里接过皇位，虽然按礼法亲疏来论，并无不妥，但毕竟是外藩继统，内心里的自卑还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看着父亲的神主牌位，静静地思量了一会儿，再平复一下自已的情绪后，皇帝再行三跪九拜之礼，整理好衣冠，擦拭掉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走出神宫，走到大殿，打开殿左门迈步走了出来。
诸臣看到依旧神采照人的年轻皇帝走出了太庙大殿，连忙整理好衣冠和队型，行注目礼，皇帝乘上龙辇还宫，诸臣也高兴地回去慰劳自已的五脏庙去了。
今日太庙之祭，朱由检是将心中积郁多年的不好的情绪狠狠地发泄了出来，虽有些失体面，但心中宽松了许有，似将心中一块大石搬走，完礼车驾回宫后，他似觉并无疲累，也连着阅览了三十多份奏疏，正好今日还未有特别闹心的奏疏。又将翰林讲官呈上来的书经讲章连看了三章，一时身心舒泰，一口气喝了王承恩递上的莲子红枣羹，不觉一阵困意袭来，不一会儿匍伏在案桌上打盹。
按大明经筵的规矩，是每年开春秋两季在文华殿经筵讲读，春季二月至端午，秋季八月至冬至节，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开经筵，然后每单日翰林官讲读，但朱由检年轻精力旺盛，又勤奋好学，除正常经筵日讲外，凡夏冬两季罢讲之日，又令讲官分科目呈送讲章入宫供皇上阅览学习，经年不辍。
看皇上累得快睡着了，身旁的侍应中官，连忙为皇上披上貂毛大氅，又怕皇上冻着染了风寒，轻声唤醒皇上，将其扶到寝宫里休息。
到床上躺下后，朱由检觉得自已进入了一种似醒似睡的奇妙状态，说是睡着了，头脑还很清楚，说是醒着的，全身又毫无力气，一动不能动。朦朦胧胧中，他仿佛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他的父亲朱常洛，那个熟悉的陌生人。
自他出生后没几岁，母亲就死了，他甚至不记得母亲的样子，至于母亲的死因，现在仍然弄不清楚，他即位后问了宫中的很多老中官及老太妃老嬷嬷，都语焉不详。至于他的父亲，他小时侯见过，但见过次数并不多，他们的关系并不如平常人家那么亲昵，甚至说得上生疏和冷漠。在万历朝，他的太子父亲尚且每日活在惊悸中，敏感而暴躁，他们兄弟几人的日子可想而知，虽然他们兄弟有七人，但大多早夭，最后活下来就是大哥朱由校和他，又由于从小不受重视，兄弟二人或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甚是亲近。可只不过几年的功夫，父皇走了，皇兄也走了，只留下偌大的江山由他来承受。
梦中朱由检的父亲光宗皇帝朱常洛头戴垂绺冠冕身着团龙皇袍犹如天神隔着云端望着他，似真似幻，时近时远，他慈祥而威严，但是又透着一份怜爱的神清。
这是他不曾见过的父亲的样子，也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父亲的样子，他想喊一声父皇，可是嗓子像是被人扼住了，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朱常洛用浑厚低沉的声音和他说话:“由检吾儿，父皇在天上看着你呀，你比你父皇我聪明，比你皇兄仁义。又勤勉好学，崇俭克已。本该是个有为之君呀。”
皇上想点头应和，且没有半分力气。
天空中的朱常洛接着说:“可我大明朝自太祖至今已延祚二百余年，积弊至深，民心尽失，我儿虽有中兴祖宗社稷之宏志，但毕竟冲幼，凡人情事理多有不谙者，是故万事不可操切，宜韬晦潜意，分良莠而辨忠奸，犹不可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以贻国事。自古圣君万中难有其一也，吾儿且不必比之文景、贞观之圣主，若能悉心陈览我朝祖宗实录，阅古以鉴今，习权谋之术，谙治国之道。荡污涤秽，兴利除弊，定能挽大厦于将倾，中兴祖宗伟业。”
此话说完，朱常洛的身形似是变得飘渺起来，皇上想喊住父皇，却发不出声。
过了一会儿，朱常洛的身形又清晰起来，缓缓地说道:“由检吾儿，凡为上者，其性宜平，其心宜静，仪表端肃，不怒自威。若动则恚怒，事未究因果而发雷霆之威，则行事多偏，治人多错，贤士争相退避，而小人急进也，长此以往，为人臣者必好私揣圣意，欺下媚上，罔顾是非，君上壅目塞听而不自知也。凡治事，犹要分清主次缓急，所谓急事，譬如匪患，未必均须急办，若静待些时日，督抚尽力，不需主上操虑，匪患或亦平定，所谓拔云见日，去伪存真也，所谓缓事，譬如钱粮度支水利漕运，则需早作规划，防患于未然，免一时急迫不知应对，遗祸无穷也。”
此话说完，朱常洛象一片祥云一般越来越远，几尽消弥不见，皇上梦里大喊。
梦中的朱常洛隐而失现，漂在云端一字一顿地说道:“由检吾儿，为父所言甚多，恐怕你未必都能记下，只是这最后几句话务必要记住，万不可忘。陈得失，砺心性；继先圣，启新政；儒法兼，赏罚明；贤良进，得太平。”
当听完最后四段话时，父皇的身影及声音渐渐变得越来越小，最后虚无不见。待朱常洛消失，朱由检也逐渐完全清醒，生怕忘记皇考的教诲，连忙翻身披上大氅，走至御案前，一边轻声诵念一边快速书写，将最后四句话写在纸上。然后激动地反复小声唱念了四五遍，然后小心地藏在身后的书架第二排的书匣里。
正月初十的朝会，皇上着各官讨论财赋度支之事。除了四品以上京官，还叫了各科给事中一同参加。
周延儒当得首揆，必然首先发言:“臣以为，当今之要务，陛下宜端章甫，亲臣属，贵农桑，贱工贾，保惇大持正之心，绝空虚穷微之论，简公府无用之费，救百姓饥寒之苦。”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讥讽道:”周相公此论便有空虚穷微之嫌!”
东林党人一贯的伎俩便是先进行人身攻击，让人乱了方寸，然后乘隙而群攻之。
周延儒脸不红心不跳退回班位，看都不看吴执御一眼，表示藐视。
皇帝也对吴执御的不分尊卑有些恼火，这是正儿八经的廷议，哪容得你这样的七品小官在朝堂上没大没小地开这样的玩笑，太没有大臣体了。
但是皇上不好为这点小事发作，也就忍了。
户科给事中瞿式耜说:”臣以为公府当然要核定各项支出，尽力节省，内库也要撙节用度，金花虽谓之内帑，终究为民之脂膏，今岁陛下以内帑赈陕，确是大功德一件，朝野誉声一片。若能再加节省，以内帑之银补外库之不足，以为救急之用，则陛下圣心圣德远胜前朝贤主明君!”
朱由检对瞿式耜拍的马屁也有点沾沾自喜，但是想着府库空虚，内帑也很紧巴，所以不作声不表态。
何如宠听了瞿式耜的话，再看皇上的表情，面有忧色，不由得轻轻地叹了口气。
在崇祯朝也当了四年的官，在内阁也一年多了，对于在位的这位年轻皇帝真是一言难尽，不知说什么好。
虽说年轻的皇帝看起来勤学勤政，克欲崇礼，严于律己，洁身自好，而且智慧也超过常人，熟读四书五经，博闻强记，善剖精要。但偏偏不识人情时务，把自已的道德标准强加到每一位臣下身上，沽名钓誉，自比圣贤，不识大局，专究细务，每天为了些鸡皮蒜毛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却从来没有静下心想想自已的问题。
对臣下怀猜忌之心，却又要求臣下坦剖腹心。遇事时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但出了事，又躁切刚愎，怒不可遏，甚至不惜用枭首寸脔等酷烈的手段来诿罪卸愤。就这种搞法，哪个臣子愿意主动任事，主动为君上分忧?都想着如何依违承旨逃避祸事以保全自身。
但是何如宠也知道这个皇帝不是荒淫无道的昏君，不是像刘子业、萧宝卷这种完全无可救药的人，是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只是因为不了解人性，又不能正确得认清自已，急于掌握权柄，急于建立皇帝的威严，急于中兴大明，所以在能力还不够的情况下急于行使君上的权力，变更了国家政权正常运行体系，才导致国事越来越乱。
如果有个人能真心实意地劝导皇上，并且皇上也听得进，能让皇上能迷途知返，则大明还有拯救的希望。
他希望大明国有这么个人站出来，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人，他已经上疏劝了很多次了，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皇帝注意到了何如宠，问道:”何阁老，有什么话要说。”
虽然知道皇上听不进，但今天他还是要说，只求尽到一个忠臣的本分吧。
何如宠语重心长地说:”陛下，臣以为周阁老所言正是，今日之局势最急不在钱粮兵事，最急在君心、臣心、民心。君心稳，则臣心正，臣心正，则民心安，上下一心，万事皆成。陛下每日急于庶政，日不安食，夜不安寝，劳心劳力，臣等也为些焦虑不己。但陛下自御极以来，日日如此，社稷却更显崩坏之势，是为何?微臣诚心极谏，望陛下能端静心性，信任臣僚，抚恤百姓，收拢人心。使百官能安任其职，万民能安事其业。”
皇上听了何如宠的话，脸上滚烫烫的，似烈火在燃烧，但是对于何如宠这样的老臣，他还是尽量克制保持尊重:”何阁老的心意，朕已明白，只是今日廷议的事项不在此处，阁老且先退下吧!”
何如宠无奈退回班位。
梁廷栋是崇祯二年由皇上从四品兵备道超拔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这种火箭式提拔大明朝之前还从未有过。所以梁廷栋对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去年年底为了给皇上分忧连上三疏，其中十二月上的肃贪、加派二事疏，更是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遭到众臣一致地口诛笔伐。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意，只要得到皇上的信用，为大明排忧解难，个人名声受到点损害又算什么。
这会儿何如宠的话让皇上难堪，梁廷栋必然要站出来给皇上解围，连忙接过话来说:“臣去岁十一月曾上<陈疴弊五事疏>呈于陛下。论及屯田、盐法、钱法、茶法、仓谷五事。今时今日，原祖宗所定循良之策皆成苛民之法，宜详细审定因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循势更化。譬如太祖时，人口只四千万有奇，盐课每年得银七百万两有奇，每引盐不过一两三钱银，今时人口预计在一万万二千万左右，去岁只得银一百二十万两，河南山西等地每引盐竟要四两银子，弄得百姓怨忿不己。明显乖悖常理。既然不合常理，事出自然有因，臣以为应核查盐政各官，纠劾贪官污吏；全面调查盐引去向，收归国用；并查核全国几大盐商的资产及利润，定征额银，不使其逋欠、逃隐。”
盐政本是户部该管，户部尚书毕自严对<陈疴弊五事疏>也详细阅看，虽然认为梁廷栋说法有失偏颇，但一时也不好辨驳。
左副都御史高弘图知道梁廷栋说的关于盐政三件事，没一件是容易办的，其中既牵扯到宗藩亲贵，又有朝中大僚做靠山，所以故意将他的军，说:“梁枢部所言极是，只不知该派何人去纠劾贪官污吏?何人调查盐引?何人去向盐商征税?”
朱由检也知道高弘图在将军，高弘图不光是将梁廷栋的军，也是在将我这个皇上的军，事情还没有眉目，这会儿擅自作决议，最容易被群臣抓住把柄。所以他接过话来说:”高爱卿所言极是，王爱卿，闵爱卿，明日便着都察院及吏部一起参详推选出几个合适的人，供朕选用。”
吏部尚书王永光、左班御史闵洪学出班拱手领旨。
礼部尚书李腾芳说:“梁枢部所言五事，臣以为所论皆不恰当，只窥一斑而欲图全豹也，以盐法为例，<周礼>言，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故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人父母而吝其脂膏，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有司专取沿海盐池之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臣乞弛盐禁，与民共之。”
户科给事中冯元飙也接着周腾芳的话茬说:”微臣也以为大宗伯所言甚是，今日盐法大坏，行之只害民而不能丰府库，不如废之以利民。”
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又说:”梁大人，去岁说核盐，又说加派，今日仍持此论，可知百姓得毫厘之难，得锱铢之苦?不体恤生民之艰而妄言核盐，妄言加派，不知是何居心!”
冯元飙、瞿式耜这样的七品科道官在温体仁眼里只如脚下蛤蟆一般，不值一驳。要怼肯定肯定要怼大块头，于是温体仁说:“李宗伯所陈，坐谈而理高，行之则事阙。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随势，丰俭随时，丰俭称事，役养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也。今盐池之禁，为日己久，积而散之，以济军国，非专为供太官之膳馐，给后宫之服玩。然自禁盐以来，有司多慢，或有纳贿循私之弊；权贵乘隙，或有兼取盐引之事，出纳之间，或不如法。是使细民怨忿，负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罢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如弈棋，参论理要，宜如旧式。”
梁廷栋对温体仁为其辩驳投去感激的目光。温体仁不愧是当世高才，建言议事，条理清楚，逻辑严整，让人挑不出毛病。
钱象坤接着说:”温阁老、梁尚书所言甚是，祖宗之法，昔日成之难，今日废之易。还需究其根本，权衡利弊，循势稍作更变，不可轻言废之。”
朱由检听出来意思，盐政之所以崩坏如斯，并不是老百姓不吃盐，盐商不卖盐，而是盐商宁愿将钱贿送于有司官员，也不愿交于朝廷公帑。再者百姓今日盐价比太祖时贵上几倍，原因不光是盐商在屯盐，还有各级官吏及宗藩勋贵从中谋利。
兵科给事中魏呈润跳出来说:”梁尚书在兵部，钱粮盐法事似不该兵部管。臣以为只要兵部稍加节省，银粮之事又有何难!臣时闻边关将帅虚额冒饷，侵占军田以自利，而军心丧殆，致虏不能驱，而贼不能剿。臣以为应及时核定边关各镇冒额，查处贪墨将吏，以实额定粮饷，则各镇糜费必省一半以上，既可救一时之急，也可为久行之策。”
梁廷栋说:”核实兵额粮饷并不难，只差派几名御史下各镇核查便可得知详情，但其缺额又从何处补来?又譬如军屯良田，皆为宗藩勋贵地方缙绅所据，免纳粮赋，而边镇军士不但不能从军田中得衣食，还要承担力役和杂派，未得其利，尽受其害，是故今日逃军者甚多，在军者也心怀怨忿，难以尽心尽力。其中利弊请各位大臣详思细议。”
梁廷栋的意思也算说得比较明显了，军中虚冒事是有的，军官可能会多拿一点，但是也还能保证在籍军士二两银子。如果按实核额，军官还是要克扣一部分，那军士手里拿得更少了，怕是要逼着当兵的造反了。另外军屯所得粮食本来能够很好的补充军户的日常开销，现在军田都被宗藩豪强侵占，军户不但不能得粮，而要承担相应的力役和杂派，本来二两银子就难以糊口，还要强行摊派其他支出，这当兵的如何受得了，谁还愿为大明朝流血流汗，献身出力。
毕自肃也知道如今国库的实际情况，户工两部的收入实额派饷也不一定支应得开，现在若边关有事还能以边镇将吏贪墨给搪塞过去，但是若实兵实饷，再有缺饷而哗变的事，当今皇上第一个找的就是他，如果朝议一致要求严惩，搞不好他就被皇上当作替罪羊牺牲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辽东陕西两线战事，还有福建广东沿海及云南也不太平，若按实额兵马确实难以应付，必然要增兵，增兵后的实额粮饷又从哪里来?若无来处，怕是真要把当兵的逼反了。于是出班呈奏:”陛下，各处军额虚冒臣时有耳闻，若按实额筹措粮饷，也是很好的主意，但今日战事频仍，死伤难免，其中出入也是很难完全避免。而且若不能将军田归还军户，军户难以维持生计，还是会出乱子，终究不是办法。”
皇帝稍一琢磨，便听懂了意思，若把军田的事解决了，粮饷反而不是大问题。但是如今晋、代、韩、庆、肃各藩皆在九边镇上，占用军田是避免不了的事，甚至代、庆、肃三藩王府都离长城不远。如果要还田，第一个要动的肯定是宗藩，宗藩不动，地方豪强必攀附宗藩，诡寄投献以蒙蔽朝廷，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
可宗藩在边关已繁衍后代二百多年，丁户好几万户，一时如何动迁?若能动迁又该于何处安置?王府、祭田，各藩陵寝也皆在九边，又该如何处置?
真是处处作难呀!
皇上本没有对这次朝会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梁廷栋、温体仁还算说了点东西，一为核军屯，一为核盐务。
后边几个给事中和工部户部侍郎接着发言，说来说去便是查核边关靡费、节省内府用度两样事，东扯西拉一番，并非实用之策。皇上倒是想查核边镇，核完了缺额要不要增兵?增兵后哪来的银子补缺额?节省内府，他现在已恨不得一个钱掰成两半花，还能如何节省?
一时无名火起，便悻悻然宣布退朝了。
要说起这二百万金花银，未当皇帝时，他认为也是太多了，不管怎么花，就几个妃嫔皇子吃饭穿衣怎么会要这么多?皇祖还偏嫌不够，还要着江南的织造上贡，这般不够，又令内官以矿税之名四处搜括，惹得百姓怨声一片，也是太骄奢淫逸了，太贪得无厌了，实在不应该。
但是当他来当这个家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错怪皇祖了，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他当了皇上以后才发现，除了妃嫔皇子吃饭穿衣从那二百万两里出，还有宫内一万多的宦官宫女吃喝拉撒全在这二百万两里面，原来户部还管着支应后妃及有品级中官的俸银，现在基本也是从这二百万两里出，还有宫内小的祭祀活动、节庆活动、后宫妃嫔及皇子生日庆贺要银子也从这里出，穆庙皇祖皇父皇兄的妃嫔的各种常例经费也一样不能省，还有内阁及六部七卿致仕、公侯勋贵的赏赐，各藩亲王朝觐的赠馈以及皇后妃嫔对父兄的赠馈也从这里出，来处就一处，出处却特别多，便是金山银山也是不够用。
自从停了江南织造，他和皇后贵妃已经三年多没有换常服及衮服了，只小心着穿戴，特别是衮服造价昂贵，生怕穿坏了，一时没有可替换的。做为一国之君，堂堂大明朝的九五至尊，竟然这般窘迫，这般捉襟见肘，说出去实在没有脸面，所以他明令内宫妃嫔及各内官不许说到外朝去。
皇上想起前几日内殿的两个小太监说的话，便想着还未说完，拟再将二人传话来，说个究竟，但回头一想，对于两位小宦官的话他也未必全信，或者说是他内心里也不愿承认东林是如此恶党，因为清除魏阉及其余党是他柄国三年多来，唯一算得上的善政，若连翦除阉党也是政治错误，那么他这些年执政真的是一无是处了，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他脆弱的自尊心也承受不了这些。思来想去便想着将<熹宗实录>拿来看一看，问过总裁官温体仁，只因他现在兼着次辅的差事，国事纷乱，政务繁忙，一时也没有精力操心，这边礼部及翰林院几位负责编撰的官员各自也是编了几章，但怕或有重复或有出入必需要总裁官检校认可后才能正式誉录的，所以一时也拿不出东西来。
前朝的起居注本来是可以拿来看的，但是一方面要许多手续才能取出来，二是起居注所记载的事多于皇兄有关，朝臣之间的事多未必记载，不能了解前朝事情的前因后果。皇上不想为这事又起波澜，所以不再打起居注的主意。便问起王承恩，王承恩自然知道皇上的心思，只说<明伦要典>或可参用。
这便又让皇上作难了，<明伦要典>又称<三朝要典>，他在崇祯元年已钦命有司予以全部销毁了。
崇祯元年，审定阉党逆案后，杨维垣和霍维华他们认为阉党有罪，东林党自然也有罪，凡结党之事，皆以私废公，朋比为奸，何有正党邪党之分，要求皇上以<三朝要典>为蓝本重处东林结党朋比之罪。皇上想着刚处置完阉党，又处置东林党，则朝堂之上则永无宁日，诸党讧争，何人来治理国政?再说，除掉阉党后，诸臣皆众口一词，言东林为良善之辈，他如何好再起大案，再兴大狱?虽然他因当年的移宫案对东林并无好感，但当年逼死西宫李娘娘和皇八妹的直接罪魁祸首杨涟、左光斗等人都死了，也算人死仇消，不好再计较，治国理政毕然还是要依靠群臣，如何能赶尽杀绝?
正好崇祯元年翰林官倪元璐连上了三道奏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见未除>疏，<请毁三朝要典>疏。虽然倪元璐竭力维护东林，为东林曲辨，但是对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还是提出了持中的看法，言主三案者，争三案者，六者各有其是，各有偏非。以为忠悃，则皆忠悃，以为明见，则皆明见。虽各有偏颇之处，若以此论争，各执一端，则天下何有宁日。现阉党即除，则朝中诸臣职皆为循良之吏，不可再持党见，恶意争衅，应和衷共济，尽释前嫌，群襄国事，扶保社稷。建议销毁全部已刊印之<三朝要典>，并收缴民间盗印之册，以正视听。朱由检其时已被党论弄得头昏脑胀，不愿再为此牵扯，想着尽快回到治理国政的正事上来，觉得倪元璐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此举。
现如今想看<三朝要典>这本书，又要去哪里找来?这<三朝要典>当初他也是粗略了翻看了一下，主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认为三案为东林党达到政治目的而炮制的三案，主要目的是攻击沈一贯、方从哲及其领导的齐浙楚党联盟，并攻击皇祖、郑妃、西宫李娘娘等，离间父子骨肉。其中是非曲直他没有细看，对于这样的结论他是半信半疑的，但因为天启末年魏忠贤势焰煊天，飞扬跋扈，僭越违制，无恶不作，他是亲眼目见的，对魏忠贤及其一党是非常憎恨和厌恶的，又因为对阉人柄政有着本能的排斥，所以自以为此书枉谬。
但经过这三年多的柄国主政看来，他发现东林确实有党，朋比营私之事屡屡见闻，而且东林党诸人除了毫无实效地朝堂讧争，闭门造车式的谈经论道，也确实没什么经国理政的能人贤才，要不就是不懂时局一味求古的腐儒狂儒，要不就是指是为非构害他人的伪君子。说实话，他是对东林党非常失望的，但是失望又能怎么样呢?再兴大狱吗?便是将他们全抓起来又有什么用，于国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已陷于更大的党争漩涡，承受更多的骂名，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要紧的国事政务了。
但是听了前日两个小阉的话，如果东林党真是这般无耻恶毒，那就不得不处置了。而且这<明伦要典>是皇兄亲自作序勘定的国书，他说毁就毁了，其实已经是有违忠悌孝友之道了，虽然群臣不说，他现在想来也是颇为惭愧。都是这群混蛋东林党不但达成了自已结党营私沽名邀直的目的，还让我背上了不忠不孝的骂名。
“还有别的办法吗?”皇上皱着眉头又问王承恩。
王承恩说:”霍维华，杨维垣，阮大铖都在，前朝的事问问他们或许全清楚，比那<明伦要典>更详细明白。”
朱由检犹豫了一盏茶时间，为什么犹豫?宣召霍维华他们，必令朝堂各官恣意揣测此事与前朝党案有关，流言蜚语满天飞。他还是不想自已的贤明之君人设崩塌，还是幻想东林人大体还是正臣，还是好人，这样他之前的所作所为还是贤明的，值得称道的。
但是这样自欺欺人已经四年了，再这样自我麻醉自我欺骗下去，还有几个四年由他来折腾?国政衰败，山何残破，他也是应该揭开伤疤彻底反思了。
沉思良久，犹豫良久，朱由检还是发布圣命了:“王公公，令人唤霍维华来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