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年纪轻轻却一脸严肃，扯着从神学院学来的那套陈词滥调，努力想把这场葬礼搞得像模像样。
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女孩组成唱诗班，小脸儿白得像纸，她们都是阳子的同学，我瞅见好几张熟面孔呢。
她们肩并着肩，挤在一块儿合用赞美诗集。选的这赞美诗本是想给人点安慰，可那歌声，又单薄又没底气，时不时就有几个小姑娘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不要害怕，我常与你同在；来吧，跟随我……”，这调儿一出来，听着怪让人揪心的。
长谷川千夏领完圣餐往回走，跟我对上眼了，她硬邦邦地点了点头，那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怪吓人。
家属们一个接一个从长椅上站起来，往棺材上放纪念品。
松本太太放了本书，梨香搁了个姜黄色猫咪模样的毛绒玩具，松本俊介则把阳子床头挂过的铅笔画摆了上去。
最后，美咲跪下来，把一双粉色小芭蕾舞鞋用鞋带系好，轻轻放在棺盖上。
她摸了摸鞋子，接着把头靠在棺材上，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棕色卷发在白金色棺材上散开，看着就让人心疼。
前排不知道哪儿，传来一阵微弱又凄惨的哭声，听得人心里直发毛。
出了教堂，天空灰扑扑的，风一吹，教堂墓地里的树叶“哗哗”往下掉。记者们靠着栏杆，“咔咔”按快门，跟不要钱似的。我们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扫视着周围和人群，不过早猜到没啥收获，根本没发现可疑的家伙。“来的人还真不少。”
圆谷小声嘟囔着，就他跑去领了圣餐。“明天把这些人的照片拍一拍，查查有没有混进来的‘不速之客’。”
“凶手肯定不在这儿。”加奈子把手一插兜，笃定地说，“除非他脑子抽风了。这家伙估计连报纸都不会瞅一眼，有人聊起这案子，他肯定想法子岔开话题。”
美咲拿手帕捂着嘴，慢慢走下教堂台阶，一抬头瞧见我们，立马甩开旁人搀扶的手，穿着黑色长裙，像一阵风似的跑过来。“真司警探……”她双手抓住我的手，满脸泪水，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真受不了了，你可一定要抓住害我妹妹的凶手啊。”
“美咲！”松本俊介在旁边扯着嗓子喊，可美咲跟没听见似的，她的手又长又软，却冷得像冰块。
“我们肯定会拼尽全力。”我赶忙说道，“你明天能来警局跟我聊聊不？”
“我尽量。周五真不好意思，我实在……”她飞快地回头瞅了一眼，“走不开。求你找到他，真司警探，求你了……”
我都不用听，就知道那些记者的相机快门肯定按疯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一家小报头版就登出照片，美咲仰着头，满脸痛苦，我张着嘴，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下面还配了一英寸高的大字——“请为我妹妹讨回公道”。
就这照片，渡边那家伙笑话了我整整一周。
“曙光行动”刚开始的两周，我们那真是把能想到的招儿都使出来了。
我、加奈子、圆谷，还有临时警员、当地的制服警察，跟小镇方圆四英里内的所有人，只要认识阳子的，都聊了个遍。
住宅区有个确诊精神分裂症的家伙，可他活了这么多年，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就算停药的时候也老实得很，更何况他都三年没停药了。
我们翻遍了松本家收到的每张弥撒卡，追着给阳子交学费的每个人问东问西，还派人盯着，看谁会去祭坛石那儿献花。
又找了阳子最要好的朋友——奈奈、美和、麻美问话。
这几个小姑娘眼睛哭得红肿，身子抖个不停，可还挺勇敢。就是她们说的话，没啥有用的线索，不过还是让我心里怪不是滋味。
我一直觉得那些嚷嚷现在孩子早熟的人，纯属瞎操心（我爷爷奶奶十六岁就出去工作了，我觉着这可比穿个耳洞啥的更能说明长大成人了），可就算这么想，瞧见阳子这些朋友，还是不得不承认，她们对这世界的认知，沉稳又世故，跟我小时候那没心没肺的快乐日子，完全不一样。
“我们怀疑梨香是不是有学习障碍，不过也不好问。”
奈奈一张嘴，那声音成熟得像三十岁的人，“对了，杀阳子的是恋童癖吗？”
看起来不像。虽说加奈子觉得这案子算不上真正的性犯罪，可我们还是把东京南部所有被定了罪的性犯罪者查了个底儿掉，还有好多一直没逮着把柄的，也没放过。
又花了好几个小时，跟那些干追踪、抓捕网络恋童癖这吃力不讨好活儿的人唠嗑。
主要跟我们聊的是田中，他又年轻又瘦，脸色苍白还满脸褶子，苦笑着说干这工作才八个月，就琢磨着辞职了。
他有两个不到七岁的孩子，干了这活儿以后，他看自家孩子都觉得不自在，忙了一天下来，浑身都透着股“脏”劲儿，晚上都不敢抱孩子说晚安。
田中说的那个网络世界，全是对松本阳子案子的瞎猜和低俗议论，那些细节我都懒得提。
我们翻了好几百页聊天记录，那感觉就像掉进一个又黑又陌生的世界，结果啥都没捞着。有个家伙对凶手的共情简直离谱（“我觉着他就是太爱她了，她不理解，才让他失控了”），可阳子遇害那会儿，他正搁网上讨论东亚和欧洲小女孩身体特征的区别呢。
就因为这事儿，当晚我和加奈子喝得酩酊大醉。
绫子他们把松本家翻了个底朝天，说是收集纤维啥的排除嫌疑，可最后汇报说，一滴血都没发现，也没找到和库珀描述的强奸凶器沾边的东西。
我又去查财务记录，松本一家日子过得普普通通（四年前贷款去冲绳度了个家庭假期，阳子上芭蕾课，美咲学小提琴，开一辆1999年产的丰田车），没多少积蓄，好在也没欠债，房贷都快还清了，连电话费都没拖欠过。
银行账户干干净净，阳子也没买人身保险，啥可疑情况都没有。
举报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可绝大多数都是些没用的信息。
有人看邻居不顺眼，就说人家可疑，还因为邻居不加入居民协会来举报；有人说在半个国家之外瞧见可疑男子晃悠；还有些神神叨叨的人，说自己看到了谋杀的幻象；另一拨人则长篇大论地讲这是上帝对咱们罪恶社会的惩罚。
我和加奈子花了一上午，跟一个打电话的奇葩周旋。
这家伙说上帝惩罚阳子，是因为她穿着紧身衣在《日本时报》读者面前露面，行为不检点。
一开始我们还挺兴奋，觉得这家伙有问题，他还拒绝跟加奈子说话，理由是女人不该出来工作，加奈子穿牛仔裤也不得体（他还激动地跟我扯什么女性端庄的客观标准，全是些宗教里的歪理）。
结果一查，他的不在场证明铁得很：周一晚上，他在东京某区一个小得可怜的红灯区，喝得烂醉，对着妓女大喊大叫，还拿小本本记嫖客的车牌号，被皮条客赶出去又折回来接着闹，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警察实在受不了，把他关进牢房让他醒醒酒。
据说这种事儿隔几周就来一回，相关的人都见怪不怪，还一边证实一边吐槽他那些奇怪的癖好。
那几周可太奇怪了，感觉整个世界都脱节了。
虽说过去这么久了，可我还是不知道咋跟你形容那段日子。
每天净碰上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看着就像一场莫名其妙的客厅游戏里，一堆乱七八糟、毫无关联的玩意儿：见过的面孔、听到的只言片语、走进过的客厅场景、电话里的交谈，搅和在一起，成了一片晃得人眼晕的模糊画面。很久以后，等我们回过头，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再看，这些小事才慢慢浮现，重新排列组合，严丝合缝地凑成了我们本该一开始就发现的模式。
“曙光行动”的第一阶段，简直就是煎熬。虽说我们都不愿意承认，可这案子确实一点儿进展都没有。
我找的每条线索，最后都把我带进死胡同。
山本警司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天给我们加油打气，挥着胳膊喊口号，说我们绝不能在这案子上掉链子，“当形势艰难，勇者勇往直前”。
报纸上也跟着起哄，叫嚷着要正义，还登出裕太和惠子的合成照片，那发型丑得不忍直视，就像故意恶心人似的。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可说来也怪，也许我不太愿意聊那几周的真正原因是——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糟心事，我也知道不该这么想，可我心里还真有点怀念那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