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子可是个十足的假小子，”我微笑着回忆道，“她特别怕陌生人，尤其是成年人，可在体能方面，那胆子大得没边儿。你们俩说不定会很合得来。”
加奈子斜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地调侃：“别忘了，1984年我才十岁。你们这些家伙哪会搭理我。”
在我心里，1984年一直是个独立又私密的世界，猛然意识到加奈子当时也在，不过几英里之外，这种感觉实在奇妙。
在裕太和惠子失踪的那一刻，她或许正和朋友嬉戏、骑车，或是吃着点心，对那场变故浑然不知，更想不到命运的轨迹会把她引向我，引向这个小镇。
“我们肯定会跟你说话的，”我笑着回应，“我们会说，‘把你的零花钱交出来，你这个小笨蛋。’”
“你现在也会这么干。接着说惠子的事儿。”加奈子催促道。
“她妈妈有点像嬉皮士，总穿着长长的飘逸裙子，留着一头长发，还会在学校课间给惠子吃加了麦芽的酸奶。”
“呃，”加奈子皱了皱鼻子，“我都不知道八十年代就能买到麦芽。就算有人想买。”
“我觉得惠子可能是私生子，我说的是惠子，不是她妈妈。她父亲在她生活里没什么存在感。有几个孩子就因为这个欺负她，结果被她狠狠揍了一顿。从那以后，我问过我妈惠子的爸爸去哪儿了，她叫我别多管闲事。”
我也问过惠子本人，她却只是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谁在乎呢？”
“那裕太呢？”加奈子接着问。
“裕太可是我们的头儿，”我语气中带着怀念，“一直都是，哪怕我们还小的时候。他特别会和人打交道，总能帮我们摆脱麻烦。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自负的人，就是特别自信，还喜欢和人交往，而且心地特别善良。”
我们那条街上有个叫平勋也的孩子，光这名字就够他受的了，真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想的。
除此之外，他还戴着瓶底厚的眼镜，因为胸部有毛病，一年四季都穿着前面绣着兔子的厚手工毛衣，说话还老把“我妈妈说……”挂在嘴边。
以前我们老捉弄他，在他的练习本上乱涂乱画，从树上往他头上吐口水，还把惠子兔子的粪便攒起来，骗他说是巧克力葡萄干。
可在我们十二岁那年夏天，裕太让我们别再这么干了。“这不公平，”他说，“他也没办法。”
我和惠子有点理解他的意思，不过也争论说平勋也完全可以换个称呼，别老提他妈妈的想法。
后来我再见到平勋也，心里愧疚，就递给他半块巧克力棒，可他满脸怀疑，看了我一眼就匆匆跑开了。
我不禁暗自琢磨，平勋也现在在做什么呢？要是在电影里，他应该是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娶了个超模老婆；可在现实生活中，说不定他正靠给医学研究当志愿者谋生，还穿着那件带兔子图案的毛衣。
“这很难得，”加奈子感慨道，“大多数那个年纪的孩子都挺残忍的。我肯定也是。”
“我觉得裕太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由衷地说。
她停下脚步，捡起一个亮橙色的鸟蛤壳，仔细端详。
“他们还是有可能还活着，对吧？”她用袖子擦去贝壳上的沙子，轻轻吹了吹。
“在某个地方。”
“我想是有可能，”我沉吟道。脑海中浮现出裕太和惠子的身影，在某个地方，模糊的面孔融入庞大的人流之中。
我十二岁的时候，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或许是最糟糕的可能性：他们那天就那么一直跑下去，把我甩在身后，再也没回头。
过去，我总会下意识地在人群中寻找他们，机场、演出场地、火车站，到处都有我的目光在搜寻。
这种习惯如今已经淡了许多，但年轻时，那种感觉强烈得近乎恐慌，最后我总会像卡通人物一样，来回扭头，生怕错过他们的脸。“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有很多血。”
加奈子正把贝壳放进口袋，听到这话，抬头看了我一秒。
“我不太了解细节。”
“我把档案留给你，”我说。说出这句话，心里有点别扭，就好像在交出自己的日记。
“看看你怎么想。”
潮水开始涨起来了。湘南海滩的坡度很缓，退潮时，大海就像远处地平线上一条细细的灰线，几乎看不见；可涨潮的时候，速度极快，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有时还会把人困住。
几分钟后，海水就会涨到我们脚边。“我们最好往回走了，”加奈子提醒道，“记得圆谷要来吃晚饭吧？”
“哦，对，”我兴致缺缺地应道。
其实我挺喜欢圆谷的，除了佐藤，大家都喜欢他，可我这会儿实在没心情招待客人。
“你为什么邀请他？”
“案子啊，”她甜甜地说，“工作？死者？”我冲她做了个鬼脸，她回我一个灿烂的咧嘴笑。
婴儿车里两个黏糊糊的蹒跚学步的孩子正拿着色彩鲜艳的玩具互相拍打。
“小悠！小葵！”
他们的妈妈在叫嚷声中尖叫，“闭嘴，不然我就把你们俩都教训一顿！”我赶忙用胳膊搂住加奈子的脖子，在我们俩都忍不住大笑之前，把她拉到了安全距离之外。
顺便说一下，我最终还是适应了寄宿学校的生活。
第二年开学，父母送我去学校，我哭着哀求，紧紧抓住车门把手，那位厌恶的舍监把我从腰间拎起来，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不管我怎么哭闹、哀求，他们都不会再让我回家了。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想家了。
我别无选择。
第一年无休止的痛苦几乎把我折磨到崩溃边缘，我已经习惯了每次站起来都会头晕目眩，有时还会突然想不起同学的名字或者去食堂的路。
即使是十三岁孩子的韧性也是有限度的，再这样几个月，我可能就会陷入某种难堪的精神崩溃。
但到了紧要关头，正如我所说，我有着出色的生存本能。第二年的第一个晚上，我哭着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决定再也不想家了。
从那以后，让我有点惊讶的是，我发现适应学校生活其实挺容易的。
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很多奇怪的、学校里特有的俚语，用“小鬼”指低年级学生，“老师大人”指老师。
一周之内，我的口音就从东京口音变成了标准语口音。
我和和也成了朋友，他在地理课上坐在我旁边，长着一张圆圆的严肃的脸，笑声很有感染力。
等我们长大一些，我们共用一间自习室，一起抽他在京都的哥哥给他的烟，还长时间地、困惑又渴望地谈论女孩子。
我的学习成绩充其量只能算中等，我曾如此坚定地认为学校是永恒的、无法逃避的命运，以至于很难想象除此之外的事情，所以很难记住为什么要学习。
但我发现自己游泳还不错，好到能加入校队，这让我从老师和同学们那里得到的尊重，比好成绩带来的还要多。
五年级的时候，他们甚至让我当了班长，我觉得这和我被任命到凶案组一样，是因为我看起来就像能胜任这个角色。
很多假期我都在和也位于京都府的家里度过，在他爸爸的旧车上学习开车，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车窗大开，车载音响里大声播放着流行乐，我们俩扯着嗓子跑调地跟着唱，我还爱上了他的姐妹们。
我发现自己不再特别想回家了。
东京的房子又单薄又昏暗，还弥漫着潮湿的味道，我妈妈把我新卧室里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那房子感觉既别扭又临时，就像匆忙搭建的难民营，而不像一个家。
街上其他孩子的发型都很怪异，还会嘲笑我听不懂的口音。
我父母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但他们并没有像你预期的那样，因为我在学校安定下来而高兴，反而似乎有些吃惊，对我变成的这个陌生、独立的人感到紧张。
我妈妈在房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动，怯生生地问我晚饭想吃什么；我爸爸试图和我进行男人间的谈话，但每次都是清了半天嗓子，翻了半天报纸，最后都在我茫然、被动的沉默中陷入僵局。
理智上，我明白他们送我去寄宿学校是为了保护我，免受没完没了的记者骚扰、毫无结果的警方问询和好奇同学的打扰，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个明智的决定；但在内心深处，我无可动摇、无言地相信，也许有那么一点道理，他们把我送走是因为害怕我。
就像一个畸形得可怕、本不该活过婴儿期的孩子，或者一个连体双胞胎，另一半在手术中死去，我仅仅因为活了下来，就成了一个异类。
回想起这些过往，心情愈发复杂。
如今，旧案重提，那些被深埋的记忆再次翻涌。
加奈子会从档案里发现什么？圆谷又会给案件带来什么新线索？而我，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解开心中多年的谜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