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立志成为警察，是因为一心想成为一名侦破谋杀案的侦探。
在警校接受培训以及身着制服执行巡逻任务的那段时光——在那所警校里，没完没了地进行着严苛复杂的体能训练，穿着那有些滑稽的荧光色制服在小镇的街头巷尾穿梭巡逻，调查究竟是哪几个口齿不清的当地小混混砸坏了铃木夫人花园小屋的窗户。
这所有的一切于我而言，就像是一场荒诞离奇的梦境，仿佛是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官僚制度要求，我不得不忍受这些枯燥乏味的试炼，只为了能够最终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从不曾回顾那些岁月，具体的事情也大多记不太清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有结交到什么朋友；对我来说，那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是自然而然产生且无法摆脱的，就如同服用了某种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一般。
然而，其他警察却认为这是我故意表现出的傲慢态度，是对他们质朴的乡村出身和简单志向的一种轻蔑与嘲笑。
或许，他们的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
最近，我在大学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条记录，我将同学们形容为“一群只会张嘴喘气的愚蠢乡巴佬，在那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浓厚迷雾中瞎撞乱闯，那迷雾中仿佛都能嗅到炸猪排、白菜、牛粪和神龛蜡烛混合的味道”。
即便考虑到当时我可能心情不佳，但这也确实反映出我对文化差异缺乏应有的尊重。
在我正式加入谋杀案调查组之前，我早已将崭新的工作服——那剪裁精致、面料上乘，触手间仿佛有着生命律动的西装，带有极细微蓝色或绿色条纹的衬衫，还有柔软得如同兔毛的羊绒围巾——挂在衣柜里将近一年之久。
我钟情于这种不成文的着装规范，这也是这份工作最初吸引我的魅力所在——此外，还有那些隐秘、实用且简洁的专业术语：潜在指纹、痕迹、法医鉴定等等。
从警校毕业后，我被派往了一个有着斯蒂芬·金小说中那种诡异氛围的小镇，那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这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暴力事件，却在失控的情况下演变成了一场连行凶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悲剧。
由于这个男人的前女友死于可疑状况，谋杀案调查组便派遣了两名经验丰富的侦探前来调查。
在他们逗留的整整一周时间里，只要我在办公桌前，就会时刻留意着咖啡机的动静，这样就能在侦探们前来接咖啡时，我也佯装去接咖啡，慢悠悠地添加牛奶，实则在暗中偷听他们简洁明了却又切中要害的对话：等待技术部门出具毒物检测结果，等待实验室确定锯齿状痕迹的来源。
为了能有更多机会接近他们，我重新开始抽烟，以便能跟着他们走到停车场，在距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点燃香烟，眼神茫然地望向天空，同时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他们有时会向我投来短暂且心不在焉的微笑，偶尔还会用那只略显磨损的芝宝打火机为我点烟，随后微微侧身，便将我晾在一旁，继续探讨那些精妙复杂、多维度的侦破策略。
比如先把嫌疑人的妻子带来询问，然后让嫌疑人独自在家待上一两个小时，使其在担忧妻子会说出不利证词的焦虑中煎熬，之后再将其召回。
又或者布置一个模拟犯罪现场，但只带嫌疑人走过一遍，绝不给其充裕时间仔细观察。
与你可能的猜测恰恰相反，我成为侦探并非出于想要解开自己童年谜团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记得第一天，我独自在调查组办公室，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线。
我翻开那份档案（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响，犹如夜枭的啼鸣，他们用那已经褪色的圆珠笔写下的证词仿佛也在眼前浮现：
说惠子因为不想去寄宿学校而对母亲大发脾气，说有“看起来很危险”的青少年夜晚在树林边缘游荡徘徊，说裕太的母亲有一次脸颊上出现了淤青），自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重新看过这份档案。
我所真正渴望的，是这些案件背后隐藏的奥秘，是那些如同隐藏在黑暗中的细微线索，恰似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解读的盲文密码。
那两位前来小镇办案的谋杀案侦探，就如同血统纯正的赛马，又似训练有素、技艺精湛的空中杂技高手。
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并且在这方面堪称大师。
我深知他们的工作手段有时极为残酷。
人性本就潜藏着野蛮与无情的一面；而这种不动声色地观察，巧妙地操控各种因素，直至嫌疑人自我保护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做法，可谓是最纯粹、最精妙、最极致的野蛮行径。
在加奈子加入调查组的前几天，我们就已经听闻了她的消息，甚至有可能在她收到录用通知之前，消息就已在组内悄然传开。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消息传播速度快得惊人，就像那些爱嚼舌根的老妇人一样。
谋杀案调查组的工作压力巨大，规模却相对较小，仅有二十名正式成员。
一旦出现任何额外的压力因素（比如有人离职、新人加入、工作量骤增或锐减），整个调查组就容易陷入一种类似幽闭恐惧症患者般的歇斯底里状态，组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各种谣言漫天飞舞。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太关注这些琐事，但关于加奈子的传闻实在是太过引人注目，就连我也无法充耳不闻。
一方面，她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引发了一些难以掩饰的不满情绪。
虽说我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对偏见这种丑恶的行为深感厌恶，但在内心深处，却依然顽固地残留着对 20世纪 50年代那种传统观念的怀念（这种情况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当中也并不少见。
在日本的许多地方，50年代的某些观念似乎一直延续到了 1995年，随后便直接跳跃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 80年代氛围）。
在那个年代，你只需用“告诉嫌疑人的母亲”这样的话来吓唬嫌疑人，就能让其乖乖招供，而且那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大多是医科留学生，工作场所则是男人们躲避唠叨女人的最后一片净土。
加奈子是谋杀案调查组录用的第四名女性成员，而在此之前，至少有一位女同事的表现堪称一场灾难（据一些人说，她的录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她在组内甚至成为了一个传奇般的反面教材，据说在嫌疑人陷入绝境、狗急跳墙之时，她竟惊慌失措地将手枪朝着嫌疑人的头部扔了过去，差点导致自己和搭档命丧当场。
此外，加奈子年仅 28岁，从警校毕业才没几年时间。
谋杀案调查组可是精英汇聚的地方，一般而言，不到 30岁的人，除非其家族背景深厚，否则根本没有机会进入。
通常情况下，新人需要先担任几年机动警员，四处奔波处理各种杂务，随后至少还要在一两个其他小组中慢慢积累经验、逐步晋升。
然而，加奈子在缉毒组的工作经验还不足一年。
不出所料，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有人说她和某个位高权重的人物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要么就传言她是某位大人物的私生女，还有一些稍微有点创意的说法是，她偶然撞见某个大人物吸毒的场景，这份工作不过是用来堵住她嘴的封口费罢了。
对于加奈子要来调查组这件事，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我加入谋杀案调查组也才几个月时间，我向来反感那种在更衣室里弥漫着的原始粗俗的氛围，大家热衷于攀比汽车、炫耀须后水，还开着那些打着“讽刺”旗号实则充满偏见的玩笑，每当这时，我就忍不住想要给他们好好讲解一下“讽刺”的真正含义。
总体来说，相比男性，我更欣赏女性。而且，对于自己在调查组中的地位，我内心也有着一种复杂的不安全感。
我已经快 31岁了，做了两年机动警员，又在家庭暴力组待了两年，所以相较于加奈子，我的履历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不靠谱。
但有时我也会觉得，上级认定我是一名优秀的侦探，就如同有些男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是身材高挑、苗条的金发美女就一定漂亮，哪怕她长着一张像甲亢火鸡一样的脸：仅仅因为我具备一些表面上的优势条件。
我有着一口标准的播音腔，这是在寄宿学校时为了自我保护而刻意练就的，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烙印可不是轻易就能消除的。
尽管在体育赛事中，日本民众会为任何一支与国外强队比赛的本国队伍加油助威，而且我也知道在某些酒吧里，我要是开口说话，可能会招来异样的目光，但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只要是那种言行举止较为正统的人，就一定更加聪明、有教养，而且通常也更值得信赖。
除此之外，我身材高大，体格偏瘦，倘若西装剪裁得体，就能展现出一种优雅清瘦的气质，还带着些许与众不同的魅力。
若是在影视剧中，选角导演肯定会认为我是那种典型的优秀侦探形象，说不定还是那种特立独行、足智多谋，总能在关键时刻将罪犯绳之以法的孤胆英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