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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突厥入寇，史料写的很简洁明了：
《资治通鉴》：“突厥可汗骨笃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室韦反，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
一场发生在武周正州的防御战，打赢了，就可以大吹特吹了？按照这个标准，宋朝的那些胜利的防御战岂不是更值得吹嘘了？至于室韦，恕我直言，这东西能算一个国家？
对吐蕃、西突厥叛军，史载：
《资治通鉴》：“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孛攵论赞刃、突厥可汗俀子等于泠泉及大岭，各三万馀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馀人。”
单从这场作战来说，周军战绩还不错。然而，这仗吐蕃+西突厥叛军至少为7万多人、至多也不到10万人，何来“200万大军”？
后突厥汗国极盛时，也才“控弦四十万”：
《通典·边防十四·北狄五》：“默啜……其地东西万馀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
至于吐蕃方面，吐蕃于松赞干布时实施五如六十一东岱制，根据朱悦梅在《吐蕃王朝人口研究》的研究，吐蕃的四如有286万口、军士462400人（此处不包括苏毗十个东岱、通颊十一个东岱、象雄十东岱），若加上这三十一个东岱，再机械性地根据其余四如的兵民征召比，吐蕃约有330余万口，兵力超过54万。在此基础上即使加上后来扩张从吐谷浑等地得到的新附人口、以及未被记入五如的赞普直属东岱，吐蕃也很难拥有上百万大军。更何况这数十万人乃是兵民一体，亦兵亦民，“出师皆发豪室，皆以奴从，平时散处耕牧”、“澣诱赂蕃中给役者，求其人马真数，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童幼，备数而已”才是吐蕃军队的真实情况（详细内容可见朱悦梅《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突厥、吐蕃的总兵力加起来都没有五百万，何谈“武周对抗五百万军队？”
其次，所谓亚洲大战时期左右也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长寿元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
王孝杰于692年大破吐蕃收复四镇固然是武周时期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成果，但武周发起这场战争的却是为了弥补武则天此前的战略短视引发的恶果。为什么武周和吐蕃会在原来唐朝领有的西域之地爆发战争呢？原因是唐代设立的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此前就已沦陷。先列出史料：
崔融的《拔四镇议》：“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
吐鲁番文书《汜德达告身》：“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道拔于阗……碎叶四镇。”
此处的“拔”，多数学者认为是“拔弃”、撤兵之意。可见约垂拱二年，唐朝就已经放弃了之前设在西域的几个军镇。垂拱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此时武则天虽未改国号为周，但却是实权的掌握者。
王小甫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唐朝垂拱二年下令拔弃安西四镇。”
余太山的《西域通史》：“垂拱二年，武则天主动放弃唐朝设在西域的安西四镇。”
垂拱二年改碎叶镇守军为保大军，弃龟兹、于阗、疏勒三镇，安西都护府寄治西州。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下》P1037
武则天放弃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的恶果显现得很快，就在次年，吐蕃乘虚而入，攻占了龟兹、疏勒、于阗：
《拔四镇议》：“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旧唐书·唐休璟传》：“垂拱中（应为垂拱三年），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攻破焉耆。”
《大事记年》：“及至猪年，赞普驻于Nyen gar，大论钦陵领兵赴dru-gu（突厥）固山（Gu zan）之境。”
据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P116，Gu zan，可能就是于阗西二百里之固山镇（固城镇）；据朱悦梅《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P63，gu-zan可能是龟兹。王小甫和朱悦梅虽对Gu zan具体位置有异见，但都在西域塔里木盆地范围内，足可见吐蕃势力在此时已经进入西域。
这里顺带说一下四镇中的碎叶镇所在地碎叶城的情况，在垂拱二年阿史那斛瑟罗西行后，碎叶城一直为其驻地，直到天授元年才被放弃：
《资治通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屯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天授元年，斛瑟罗弃碎叶奔长安”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P1390
王孝杰收复四镇，只有龟兹、疏勒、于阗三镇确定是从吐蕃手里收复的，而碎叶则可能是从后突厥手里收复的。
那为什么当初要放弃四镇呢？这事还要从685年讲起。
《资治通鉴》载：“六月，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打了胜仗却要内迁安北都护府，问题就出在了“河西骑士”上，由于西突厥十姓与漠北铁勒诸部有私仇，十姓部落便趁机公报私仇，在平叛的同时把漠北诸部大肆洗劫了一次。同罗和仆固虽然被打散了，但是以回纥为代表的亲唐派也被西突厥仆从军打得半身不遂，只能南奔甘凉之间乞活。
此时被现实狠狠打脸的武则天才醒悟，然后又出了一步臭棋：不顾陈子昂劝阻（详情见《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怒斥西突厥妄破回纥，不许其首领入朝，结果造成了十姓不安，西突厥很快怨叛唐朝，以致“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参见《旧唐书·郭元振传》）这之后才有了罢四镇、收四镇这些事。
对于自己的菜操作，武则天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史料中故意说话说一半，把责任甩给了他已经死了数年的老头子：
“既然垂拱二年有一次放弃四镇的行动，何以诸史不载?御史崔融《拔四镇议》也对此闭口不谈，而把弃四镇事说成只有一次，并推到高宗身上呢?吴宗国分析认为: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为尊者讳。既然武则天把长寿元年克复四镇看作自己的一项重大政绩，并在对侍臣谈话时有意不提六年前自己治下丢掉四镇之事，那么，作为臣子的崔融当然也就不能像五年前的陈子昂那样把弃四镇作为一项功德来颂扬，而只有将此事隐瞒起来。为此，必须同时把调露元年复置四镇之事一并隐去，只有这样才能把咸亨元年失四镇和长寿元年复四镇之间的茬口连接起来，即把长寿元年所复之四镇说成是高宗咸亨元年丢失的[2]。衡诸当日时事与君臣心理，吴氏此说不无道理。至于《旧唐书》中开元前史实，则多据韦述所修《国史》编成，而《国史》的武则天部分即据崔融参加编撰的《国史》和《则天实录》修成，明乎此，《旧唐书》中关于安西四镇的记载出现阙载或错乱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治：你让我怎么理智？
话说回来，真要吹对吐蕃的战绩，玄宗朝对吐蕃的那些大规模作战中，比武则天强的比比皆是，如果武周打败7万多的部队就值得大肆歌功颂德，那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就先斩杀默啜之子同俄、擒斩西突厥傀儡可汗都担、将西突厥管辖权从后突厥手里夺回来；后在武街之战中正面击溃吐蕃十余万大军、斩杀数万、截获牛羊上百万岂不是得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