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先看看那些网上所谓的“武则天在高宗朝亲信”的真实情况：
《旧唐书·李义府传》：“其祖为梓州射洪县丞，因家于永泰。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皆称荐之，寻除监察御史。又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
《旧唐书·许敬宗传》：“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
史料中说得很明白，李义府、许敬宗等所谓“武则天的人”，都是在李治尚未即位时就追随李治，是李治的旧臣。他们做出有利于武则天的举措，本质上是忠于自己的老东家李治。
至于武则天在李治遗诏中的地位：
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唐大诏令集·卷十一》
某些人在阅读这段史料时极为偏颇，只看后半句、不分析前半句，实际上，前半句才是达成后半句的前提。只有君臣在有军国大事无法拍板的情况下，才有前去请示武则天的必要，武则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参与政事，实际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再用其他摄政太后在遗诏中的权力进行对比：
辽景宗耶律贤对萧绰：“军国大事听皇后命。”
宋真宗赵恒对刘娥：“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置。”
相较之下，武则天的权力是最受限制的。
再看看高宗死前的中央机构的重臣：
首先，此时唐三省长官分别为：中书令裴炎、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侍中刘景先，分别是中书、尚书、门下省的长官。同时，高宗“以黄门侍郎颍川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员外秘书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唐朝实行群相制度，加同平章事衔即可参与政事）高宗留下的宰相班底，并不是武则天的。而且后来基本上都是反对武则天的，若唐高宗已经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又何能做出如此安排？
下面，我们从一件小事来看看高宗对武家势气的限制：
《大唐故周国夫人姬氏墓志铭》：“皇帝帝居明两，诏授荥阳郡三品夫人。及帝践极，后宫加授，即蒙恩诏，迁一品夫人。往者文帝亲揔元戎，自临王险。使领贵人，度辽远觐，后褒前效，特封周国。诏曰：在勤必录，道懋于前修；有德斯崇，义光于上烈。荥阳郡一品夫人姬氏，风范柔顺，操履幽闲。夙著阿保之勤，早申推导之惠。朕昔遵监抚，思切辽阳，久冒炎暑，远修温凊。心力备尽，诚孝克宣，加以朝夕壼闱，无忘淑慎，播徽音于椒掖，驰令问于兰宫。宜在襃升，载崇嘉号，可周国一品夫人。夫人以久居高封，累表陈情，乞守荥阳。明旨未允，乃降墨勑，曰：“夫人淑德有闻，声芳载穆。播勤劳于椒掖，扬保傅于兰闱。朕爰自眇年，夙资匡导。畴诚开壤，有国常规。夫人每徇恒谦，累求减赋。此既前王彝训，不获便依所请。想能深体，无烦固辞。”后以忠孝公封于周国，表请改封，有敕不许。近者侍极，袭爵继周。乞移于鲁，不垂照察。”
武则天的父亲被追封为周国公，周国夫人却不是武则天的母亲，而是李治的保姆，同时李治还拒绝了改封鲁国夫人、让位于武则天母亲的请求。
有趣的是，武则天的母亲于咸亨元年去世时，上的尊号正是：鲁国太夫人。
李治把自家保姆请求改封的尊号用在了武则天母亲的身上，这对武家来说，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压制？若李治没有权力，又怎能做出此番操作？
现在，告诉我，这功劳算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