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数学课，数学老师拿着戒尺，就像早就预料好的一样，准点进入教室。她开始检查作业，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没有完成了，只记得戒尺从第一排一直打到最后一排。我的手掌红了，脸也红。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回家要完成课后作业。
与我不同的是，似乎有些同学总也学不会这一点。毕竟，对于某些同学，这点戒尺根本不痛不痒，与他们在家里被打相比，算不得什么。我不止一次看到张祥在街上被他那个卖钢筋的爸爸拿着一根裁剪的边角料追着打。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师的戒尺对他起不了作用。其他的同学家里也没好到哪去。有的人父亲赌博，有的人父亲吸毒，把家里的钱嚯嚯没了，被人讨债追上门，躲在家了不敢出声。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孩子撒撒气，借以“为了你好”的名义。事后如果后悔，再说两句好话哄一哄，孩子毕竟还小，不足以独立，就算离家出走，第二天准保还得回来。对于有些父母来说，这便是生孩子的作用，一是防老，二是在这世上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哪怕在外面自己是孙子，在这个空间里，自己就是帝王。
没过多久，那些对于体罚具有天然抗性的同学就成了班里的吊车尾。而我，因为原本就对老师有着多余的敬畏之心，再加上对于被打手板或者罚站的恐惧，竟在数学这一项上成了班里最优秀的学生。毕竟数学这东西，就是得靠扎实的基础和大量的练习。一旦错过小学这个阶段，后面再想盖空中楼阁，就太难了。
暑假的时候，学校推荐学生参加培训班，我选了素描和奥数。素描因为老师太冷漠，实在也是抓不住精髓，不久便放弃了。奥数的第一堂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点名叫霍谦羊回答。这个霍谦羊，其实是我们班主任（也就是那个在第一节课当众羞辱我的女老师）亲戚的孩子。亲戚每年带着礼品去她家看望时总会说：“孩子笨，都得靠你多多关照，不听话就打，不用客气”。但是礼送了，关照也确实关照了，就比如说，我看到他被班主任点名批评的次数比其他学生多太多了。唯独没变的是他的学习成绩，他就像是一块石头，不论你怎么打怎么敲，他还是呆呆地定在原地。他在课上很少说话，课下说话也轻声细语的。不像我，我虽然怕老师，但课下疯起来，还是挺张牙舞爪的。我觉得我只是怕老师，他应该是连学习都怕了。
他答不出，又点名叫我，只因为我名字里也有个羊字。我知道答案，所以答出了，尽管我紧张地腿抖。“都是羊，但羊和羊还真不一样。”老师说。没想到这句话伤了他，却成全了我。自此以后我学数学的动力大增，为的就是能被多夸几次。暑期课程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结业考试，我当时感觉自己很差，因为100分的题我只答了60分。几个周后升国旗的时候，校长公布这次奥数比赛的结果，叫到第一名的时候，他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和我很像，我还很惊讶。等了半晌，没人去领奖，原来是他把我名字念错了。但是我根本不相信那是我。后来才知道，虽然我只考了62，但其他人最高也就50多。从这以后，我的数学一直就是全年级第一。
但幸运往往是守恒的，数学上的幸运和语文的不幸似乎相互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