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前半生都是苦。
从青山“下嫁”到平地，相比山里的姐妹，分了十来亩平原地，能够种上相对丰产的土地。苦在于爷爷不会种地，又有四男孩，两女孩要养。特别是孩子们都读书。
爷爷在村里是个没用人。他不会种地，也不会看孩子，总是翻看旧书。
奶奶一生刚强，唯恐别人看不起，努力种地，看孩子。白天种地，晚里推磨，纺花织布，一生不落闲。
我的童年记忆大多是奶奶。
记忆中，奶奶是独居，家里有一件大家具——黑棺材。
我有好多时光，是陪着奶奶度过的。
大冷的冬天，老太太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因为她那时已八十多，睡不着觉，先是提着快秃的扫帚，从院落里，到往外延伸的小路，再到西边的坟头，奶奶能扫很久很久，把寂寞和着灰尘扫落。
当然了，那时我小，看不到她扫地，只是院里堆了好多扫秃的扫帚。
我当年最恨奶奶的冰手。
大冷冬天，当天快亮时，是你睡得最香的时候，有双冰冷的手穿过被子，摸着你的小脚丫，逗醒你。然后，我就伸着脚蹬奶奶的手。奶奶不大会说话，只是痴痴地笑着，反复逗我。那时我不懂事，就骂她“滚”。奶奶坐在床前，笑的很甜。也许她缺个说话的人，没人说话太久了，就是听着孙子的骂，也会很甜。
我总会偷奶奶的零食。
那时大伯和二伯都是正牌大学生，一个在医院工作，一个在上海那种大都市上班，都是公家人，在村里很有影响力，这是奶奶余生的骄傲。所以，他们总会给奶奶送些零食。记得清的几种零食有蜂蜜鸡蛋糕，麻花，糖糕，冰糖等。那时没有吃的，家家都很穷，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偷吃奶奶的零食，但奶奶从来没有数落过我。
她总是把零食藏在我能寻到的地方。
除了对奶奶的冰手记恨，还有大剪刀。
奶奶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人，而我又是我们这个家族最小的男孩。所以，奶奶的晚年的乐趣点就是我。
那时村里会来剃头匠，给大人剃头。剃头匠会挑着个担子，有黑黑的烧水盆，有黑黑厚厚的磨刀布，洗脸盆架子，但他们大多只给大人剃头，可能大人按人头收费，或者年费，不愿意给小孩子剃头。就是剃，那老手工推子总是夹头发，疼得受不了，所以我总是不剃头。
奶奶一看到我的长头发就不愿意，生气说：“男孩子，怎能留这么长头发！”于是，她就按着我，用剪布的大剪刀，开始给我剪头发。
可能好多人不太了解老太太用的剪布剪刀，那玩意比较恐怖，剪刀刃差不多快一尺，更像两柄刀合成的。这剪刀不知用了多少年，根本不利，黑幽幽，还带着锈斑。更恐怖的是我奶奶那时八十多岁，眼不好使，数鸡都数不精。
说到数鸡更好笑，奶奶不识数，所以数鸡不会超过十个，超过十个就是好多，一般养的多时，她总怀疑鸡丢了，但又数不明白，为此常生气。
奶奶把我按在她腿上，用她那古董大剪刀给我剪头发，他老眼昏花，剪刀不顺手，还不够锋利，再加上我抵抗晃动，连扯带剪，剪的效果是层次太过分明，像梯田一样，丑就算了，问题是她追求短，总是剪住我的头皮，剪得血常流。
奶奶的穷日子是要命的，是真出过人命。
那时煮饭，没有柴，没有粮。烧的是草根，火常烧不着。煮饭时为了节约柴，奶奶就是一烧开水，把面和上，再烧开就算好了。好多时她的饭都做不熟。
没有粮食下锅，常常是清汤加几个青菜叶。
具体年代，奶奶没有说，我也不太知道。我有个二姑，都快成年了。那时粮食珍贵，收麦过后要颗粒归仓，孩子们的任务就是提个篮子去捡麦头。都快中午了，二姑还没回家，可能是一篮子麦的任务没完成，在太阳地里不回去。爷爷去镇上，见她在磨矶，心疼她，喊她回家，叫她没反应，就用石头扔了她一下。
二姑回家吃饭，掀开锅，见锅里清汤寡水，说这是恶水（我们那里方言，把涮锅的水叫恶水，具体字是不是这，我不太知道！）
奶奶听二姑这样说，就打了我二姑一巴掌。结果二姑跳河了。
二姑就这样夭折了。
奶奶每每说到此事，总是说：一人不受二人气。
奶奶虽重男轻女，但说到二姑这件事上，总是有些叹息。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痛苦。
说到奶奶辈们生孩子，现在的人看来，总是有些不可思议。
奶奶说，最先生的几个孩子，都不成。村人多议论，以为不祥，认为孩子被邪物附体，所以就把夭折的孩子拿去铡了。每当想起奶奶说的这段往事，总让人毛骨悚然。
奶奶是山里人，有几个特点，值得说。
奶奶很勤劳。
不会睡懒觉，除了先前说的，把离屋很远的路，甚至西边的坟头都扫得干干净净，总会帮着干农活。
大抵我六七岁，奶奶八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二人做伴，去捡粮。记得最深的是，捡红薯。就是别人红薯收好了，我们就拿着小锄，照着红薯窝扒。收薯收的久了，残留的红薯会发秧子，这是最幸福的事，因为最容易找到。半天功夫，蛇皮袋能捡来半袋，大多指头粗的，或者稍大些，更或者是残破的，半截的。
像这种捡来的，大多都是刮成薯干，晒了卖钱。
秋季里捡红薯，玉米，麦季则捡麦头。
最痛苦的是，有一次两人把小锄丢了，找了很久很久都没找到。后来听说被邻村的人捡走了。
奶奶的孩子中，男孩子四个。前两个是在城市，都是大学生。后两个，就是我的三伯和我父亲，在农村，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都没办法读书。奶奶总是帮衬着做农活。比如，玉米收时，那时要把玉米衣剥了，把玉米挂在树上凉。剥玉米是个脏活，奶奶年龄大，就在家里帮着剥，还有摘花生。
如果实在不忙，就拾柴。
我们西边挨着河有个杨树林，在秋天时，总是有好多落叶，奶奶就和邻居几个老太太抢着扫落叶，扫成堆，用个包单包着背回去。包单一般是用多个蛇皮袋子拆开缝合起来而成。每年，她总能拾两个房间的树叶，够烧很长时间的锅。
记忆中，她从来没有闲过，总是有事情干。在她快九十岁时，还自己做饭。实在做不动了，才在我家和三伯家轮着吃饭。
奶奶很节约。
她在九十岁时，生活渐渐好起来。大伯和二伯总会给她些钱，从来没见她花过，钱没地方放，缝在衣服角，结果有次换衣服，误认为钱丢了，坐在那里哭很久，疑神疑鬼，谁把她的钱偷了。后来伯母给她洗衣服，翻了出来。奶奶见钱回来了，坐在那里傻笑了很久。
她烧个稀饭，总是不舍得烧柴，饭好多时煮不熟，且不舍得放粮食，常丢些乱七八的青菜。其他人吃不了她的饭，要么觉得吃不下，要么吃了拉肚子。
蒸馍时，她总会蒸些稀奇古怪的馍。像黑窝窝，玉米饼都不算稀奇，还有麸子馍（磨面时，麦的皮被磨出，一般喂猪喂牛），豆腐渣包子（做豆腐时，过滤的豆渣，一般也是喂猪）。我们小时生活够苦，我也很难吃下这种馒。那时我很小，咬了一口看上去稀奇古怪的馍头，就把它扔了。奶奶总是捡起来，痛惜地说：“如果以前有这些吃的，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
二伯去上海工作，好像是在上海船舶设计院，讨个上海媳妇，在奶奶年龄大时，四年探一次亲。在更早时，基本上很少回来。有一年，具体是哪一年，就不知道了。二伯带着二娘回来。奶奶兴奋极了，攒了一瓶香油给儿媳。那时穷，一瓶香油差不多有一斤多重，对于老太太来说，是极其珍贵。
结果，二娘回来第一天，就把一斤香油吃光了。奶奶总是围着二娘及二娘的孩子，咧着嘴傻笑，她不大会话。当二伯问她，这媳妇咋样，奶奶咧着嘴，有些牙疼地说：“好，就是有些费油！”
此事成为我们讲了很久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