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晨雾还黏在甘蔗叶上，阿贵已经挥出了今天第三百次砍刀。十五岁的胳膊抡起五斤半的蔗刀还是有些吃力的，刀刃总在离地三寸处打飘，把本该齐根斩断的甘蔗削出犬牙交错的茬口。父亲蹲在地头卷烟，眼睛盯着收购站老王那辆生锈的皮卡——车斗里堆着昨天砍好的甘蔗，叶梢上还沾着露水。
“今天收蔗价又跌两分。”老王吐掉嘴里的槟榔渣，黄板牙咬着卷尺，“八毛二一斤，扣掉黑粉病的，你这车最多算六百斤。”父亲卷烟的手抖了抖，云南烟丝撒在还带着鸡粪的胶鞋上。阿贵知道这车甘蔗实际有七百三十斤，昨天他趁着月色偷偷用收购站的磅秤称过。
秤杆还没放平，西头的土路上突突开来辆摩托车。车后座捆着半扇猪肉，油毡纸底下露出截青紫色的猪蹄。催债的麻三摘下墨镜，黢黑的胳膊搭在父亲肩上：“林老哥，信用社的贷款今天到期了。”他的花衬衫口袋里露出半截合同，阿贵瞥见月息3%的字样。
父亲从裤腰里摸出个化肥袋缝的钱包，食指蘸唾沫数出三张红钞。麻三用打火机燎了燎纸币水印，突然扯开衬衫露出腰间匕首：“两千块就想打发老子？上个月说好的本息两万三！”刀柄上缠着的红布条晃得阿贵眼晕，那是去年邻村李叔喝农药时用来绑遗书的布条。
正午的日头把甘蔗地烤出焦糖味时，阿贵看见父亲仰着脖子灌下了半瓶敌敌畏。农药的蒜臭味混着甘蔗汁的甜腥，在晒场的水泥地上洇出个人形。母亲翻出压箱底的银镯子往老王手里塞：“先押着，等卖了下一茬甘蔗......”老王掂了掂镯子的成色，皮卡排气管喷着黑烟往镇卫生院方向去了。
急诊室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护士递来的缴费单上印着血红的大字：预交八千。阿贵盯着父亲插满管子的胸膛，发现那些老人斑的形状和催债合同上的指模印一模一样。母亲跪在收费窗口前，新农合的报销比例算来算去只能抵四成，玻璃窗里的会计嗑着瓜子说：“重度有机磷中毒不在大病医保范围。”
傍晚的卫生院走廊漫着消毒水味，麻三带着四个混混堵住了厕所。领头的黄毛用鞋尖踢了踢阿贵的小腿：“你爹要是挺不过今晚，父债子偿天经地义。”阿贵数着瓷砖缝里的蟑螂卵鞘，突然想起数学老师说过复利计算公式——按这个利息滚下去，到年底得卖二十亩甘蔗才够还。
夜风卷着农药袋擦过脚边时，阿贵摸进了镇网吧。包夜费五块的机位上跳动着网贷广告，穿西装的男人在视频里微笑：“十八岁就能贷，身份证拍正反面......”他把父亲的住院单铺在油腻的键盘上，诊断证明的褶皱正好遮住“建议放弃治疗”几个字。
凌晨三点，手机震动惊醒了趴在缴费单上打盹的阿贵。放款成功的短信亮得刺眼：5000元已到账，周息15%。他跑到自动取款机前取出全部现金，纸币上的冠字号在月光下像串诅咒。收费处的夜班护士打着哈欠盖章，忽然说了句：“你爹刚才醒了，说要吃甘蔗。”
病房里，父亲的手背上爬满输液管，像棵被藤蔓缠死的老树。他啃着阿贵削好的甘蔗，汁水混着胃管里反流的胆汁滴在床单上。“去广东吧。”父亲突然抓住阿贵的手，“电子厂包吃住，比种甘蔗强......”话音未落，麻三的笑声就从走廊传来，白漆写的“债”字正顺着墙根往病房里爬。
天快亮时，阿贵在卫生院后墙找到了父亲藏的蔗刀。刀把上缠着的尼龙绳已经发黑，那是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刀刃上时，他听见大巴车的喇叭声——开往东莞的卧铺车正在镇口揽客，车身上贴着的“劳务直招”广告破了角，露出底下“缅甸赌场”的小广告。
母亲追到镇口时，阿贵已经攥着劳务合同缩在最后一排。合同上甲方的公章模糊不清，乙方的签名栏印着“林阿贵”三个字，是他用父亲长满老茧的拇指按的。大巴车拐过石灰窑时，他看见自家甘蔗地里站着个人影，麻三的砍刀正在晨雾里闪着光。
车过起义纪念碑时，手机震了一下。催债短信的红色叹号刺进瞳孔：剩余待还本息24，500元。阿贵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的凉意让他想起今早削甘蔗时溅在脸上的汁水——那滴糖浆此刻正在阳光下慢慢凝固，像颗永远化不开的琥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