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饥民流匪作乱在崇祯三年已是愈演愈烈，整个陕北及宁夏陕南一带似无完璧之地，各府县均受流匪侵扰荼毒，一时数得上名号的匪部竟有百余股，多则三四千人，少则百余人，偏又四处流窜不易剿除。
兵科给事中马思理上疏说:秦晋匪乱皆为饥民不得衣食而从贼，其真作贼者少，而饥而从贼者众，宜赈抚饥民百姓，以散盗匪之众，孤顽匪之势。
兵部职方郎中李继贞也曾于去年年底上疏:请输粟于边，以抚饥民。李继贞还在奏疏后面专门作了解释:兵法抚、剿并用，非抚贼也，抚饥民之从贼者耳。现在陕北延绥各郡县一斗米要四钱银子，目前已从贼者还不多，但是未从贼而势必从贼者无穷。请皇上特遣御史赈济灾民。送粮三十万石到陕北，安辑饥民，使不为贼，以孤贼势。
去岁腊月二十六日朝议，各官以为李继贞之言有理，应当拔银赈恤，皇上思来想去一番，也以为马思理、李继贞所言有理，便在朝议时含糊地应承了下来。但是叫户部来一合计，户部根本没有存蓄，目前既拿不出来粮也拿不出来银子，就想着请皇上掏自已的内帑，皇上本来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按江南粮米折价也要四五十万两，加上转输的费用，恐要六七十万两，他哪里拿得出来，即便拿得出来，他也不能拿呀。
送入内库的一年的金花银总不过定死的二百万两，何况朱由检崇祯元年听了东林党的奉承调唆一冲动又废除了江南织造的丝绸供奉，这宫内的妃嫔皇子的衣食用度，宫内的各项常例开支及皇上的各方赏赐都指着这点钱，紧巴巴的才能把日子过下来，把这些钱使出去，难不成把自已妃嫔皇子都饿死来救这些灾民吗。
皇上也是一个头两个大，最后与周皇后及监管宫内用度的司礼太监张彝宪商量，最多只能拔出七万六千两银子。皇上本是个好面子好名声的人，只能好言劝慰周皇后，把宫内日常用度再紧一紧，咬咬牙决定拿出十万两银子赈灾，内阁及各部寺也知道皇上的难处，没有多说什么，虽然有少数几个言官批评皇上拿出的太少，终究没有形成大风浪。
正月初五的朝会上最后商定由吴甡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出京赈抚，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春节时期，内阁若无紧要事，多由一名阁臣在内阁值班，处理日常公务，其余阁臣回家休息。但朱由检偏不这么想，过年也不让内阁休息，正月初六刚开完朝会，下朝时便叫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将各位辅臣留住，一起商量政务。
文华殿内，皇上令侍者在殿内摆了些果脯糕点，假意着说些客套话:”过年时节，本不该烦扰诸位先生，只是国事繁多，千头万绪，有些急务又刻不容缓，一时拿不定主意，且将各位先生请来商讨一番。”
孙承宗忙着巡视辽东边务，在京的只周延儒、温体仁、钱象坤、何如宠、吴宗达等人，五位阁臣也对于皇帝的客套话也客气地应付着，依次行礼。
皇上待各位辅臣坐定，迫不急待地问道:”诸位先生，自朕御极以来，这朝廷用度是一年比一年吃紧，一日比一日吃紧，思来想去终是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不知各位有什么好法子。”
周延儒当着首辅的差，自然第一个发言:“陛下，自崇祯元年至今，每年天灾不断，百姓困迫，恰逢饥民作乱，兵祸连结，又辽东屡年用兵，所耗甚大，故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财税用度一时紧迫也是难免，待天灾稍缓，饥民得食，匪祸自然消弥，赈灾、兵饷、恤赏等费用大大减少，府库自会充盈，朝廷度支自然也会支应得开。”
温体仁对周延儒的话嗤之以鼻，说了不等于没说吗?内心中冷冷一笑，他接着周延儒的话茬说:”陛下，周阁老所言不无道理，但自有史以来历朝历代皆有天灾，我朝自万历三十年始便地震旱蝗时有发生，尚未闻财赋不足之窘困。况今日今时之天灾仅以陕北为著，或山西北部部分府县受累，并未延及全国，一隅之灾便致全国财赋不足实有失偏颇。”
朱由检满心期待地对温体仁说:“温阁老，请详言.”
温体仁说:“今日财赋之困蔽，虽有天灾之原因，然若无人祸相促，必不致今日之局面。崇祯元年，陕北受灾，饥民无食，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已知灾情，为避朝廷议论不愿上报，同时加派不减，终致饥民作乱，又三边兵饷匮乏，屡有边兵哗变，武之望治其魁，而宥其众，此后叛兵裹挟饥民，肆虐乡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是抢掠缙绅富户，后是攻打州县城寨，武之望及地方郡县守令怕朝廷责罚，更是不敢声张，只令各地府县固守城池，而不督兵剿除，盗匪更是有恃无恐，倡言‘饥也是死，盗也是死，不如从盗而求食’.自此各处饥民纷纷揭竿而起而附盗，匪乱渐成燎原之势。武之望虽自经以逃罪，然西北之祸其一死岂可免哉!”
温体仁说得口干，吞了口唾沫接着说:”又继任之总督杨鹤，一味求抚，而不知杀敌，陕北盗匪若用心剿杀，不过半年应该建功，但杨总督纵匪为虐，糜饷资盗，陛下此二年减免陕北税赋，他竟将陕西一省之财赋用于抚贼。盗贼受官兵追剿，无逃生之处，便到杨督师处受抚，待抚粮吃尽，便再次造反攻掠州县，若受官兵追剿形势困迫，便再次受抚，如此反复，屡试不爽。像这般视剿抚事如儿戏的人便能做得督抚大官，国事如何不困败?士民如何不怨恨?”
本来说的是财赋问题，温体仁如何要扯到民变?温体仁自然有他自已的小心思，论资历论水平他自认为比周延儒高，当年攻击钱谦益也是他挑的头，最后胜利的果子都让周延儒得去了，崇祯二年年底周延儒便和钱象坤、何如宠一起入了阁，而他在崇祯三年三月才和吴宗达一起入阁，要不是钱象坤因为认他座师的原因谦让一番，何如宠有意退让，他还要排到内阁第四把位子去，心中自然不服气。
武之望是东林举荐上来的，自不必说，他知道经过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皇帝对东林党已失去了信任，这会说到武之望不过加深皇上对东林的恶意，而杨鹤这个书呆子是吏部王永光他们举上来的，王永光这个人他说不上讨厌也说不上喜欢，但是毕竟算不上自已的亲信，之前王永光跟魏氏一党走的近，经崇祯初年大清除后，能支持他的人不多，话语权也不硬，借杨鹤这个事攻击王永光荐人无方，大概率是能成功的，而左都御史闵洪学与他既是同科又是同乡，私谊深厚，闵洪学资历才望也是过硬的，这时推荐闵洪学任吏部尚书，别人也是挑不出毛病的。如果吏部掌控在他这边，周延儒虽然是首辅也是空架子，根本没实力跟他对抗了。
朱由检震惊地问道:“真有此事?如何未见陕西各官奏报?”
如何奏报?谁敢奏报?以下告上，从来是做官的大忌讳，谁愿做那出头的椽子，再说”剿抚兼行”是你皇上崇祯二年定下的国策，杨鹤虽然做得离谱，终究是按着你的意思来的，下面官员举报什么?去年磔杀袁崇焕的事还没过多久，各地督抚都小心地苟活着，谁没事找事地去给皇上添堵。
一阵静默后，钱象坤只能转移话题接着话说:“陕北剿抚之策或有偏颇，臣亦有耳闻，臣以为可派御史巡视边镇查明实情再作计较。财赋不足纵有民力不堪重负之因，但朝廷用度糜费之处也颇多，宜多方节省，小心调配，总还支应得开。户工二部堂官皆为精干之吏，或有妙策。”
何如宠也跟着说:”陛下，今日田赋恐比之太祖朝已少了一半还多，又有地方胥吏飞洒摊派，每年又有役差、马政之加派，自万历末又有辽饷加派，百姓负荷之重远胜于隆万之初，一亩地之产出或不及一亩地应征之税赋，细民生计颇为艰难，若再加民赋只能逼民从匪，还是要在节用上作文章。”
朱由检追问道:“如何今日田赋比太祖朝少了一半?”
何如宠接着说:“太祖初有可征之田八万万五千万亩有余，今日应征之数还是万历十年的田数，计四万万八千万亩有余，自万历十年至今也有五十多年了，其间神庙赐于潞王、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等宗藩之田约一千三百万亩，尚不算其地方兼买强占之数。地主豪绅兼买民田或更酷烈，今日之数恐比万历十年更少。只是数十年未有清丈，其不足之数多有飞洒分派，则有田之宗藩亲贵因不纳田赋而兼买愈烈，而无田少田之细民虽衣食无着而摊派愈重。”
朱由检又问吴宗达:”吴阁老，有何良策?”
吴宗达在这五位阁臣里是最看得开，最没有压力的一位，能入阁可以，不入阁他也不觉得遗憾，只做好太平官便是。对于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互掐他看得明明白白，虽然他与周延儒还扯着点远房亲戚，但是目前二者势力相当，还看不出来谁能最后胜出，所以他不会攀附哪一位，也不会明着得罪哪一位，想拉拢他不可能，想排挤他他也无所谓，大不了辞职不干便是。要说他有多大能耐，火眼金睛认清时局明哲保身便是最大的能耐。
吴宗达拱手答道:”臣认为诸位阁老说得颇有道理，若论粮赋，还是要先从宗藩那里想法子。”
对于宗藩占田的事皇上也听一些御史上疏提到过这个问题，他也曾反复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如何解决，何人来解决，他是狗咬刺猬不知从何处下嘴。
皇上略显焦急地问:“各位先生觉得该如何解决这田地兼并的问题?”
何如宠说:“若想解决问题，则首先要清丈，但清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各宗藩亲王占田问题，若宗藩占田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则一切迎刃而解，若绕过宗藩处置地方缙绅，地主缙绅便相互攀比勾结官府以逋欠之名逃赋，或以投献诡寄之法逃赋，则清丈大计劳而无功，难得实效。徒劳民伤财也。”
从宗藩身上开刀，从道理上说得通，但众藩的田亩很多都是从太祖到皇祖各位先帝赐赏的，该不该计征，怎么计征?得罪了宗藩，众藩闹将起来，他又该如何处置?还顾不顾及亲亲之义，还要不要脸面?若是闹得大了，逼死一两位亲王，该如何善后?这些他还没想好。于是他没办法跳到另外一个话题上:“这西北匪乱一日甚过一日，各位先生有何良策?”
周延儒说:“饥民作乱自古有之，非本朝独有，也非今岁才有，饥民只因衣食无着才无奈揭竿而起，四处流窜以求食，非固有反叛之心。若郡县赈抚得法，劝业有方，待今岁旱蝗灾害稍缓，流民百姓自然会携老扶幼回聚乡里，荷锄执耒，躬耕田亩。彼时自然会四海安业，宇内澄清，陛下且宽心。”周延儒的这番话没能提出一点可行的方法，但是能给皇上提供情绪价值，皇上欣然地点了点头。
温体仁对周延儒这种没有营养的话非常鄙视，如何才叫赈抚得法，如何才叫劝业有方，朝廷没钱又如何赈抚劝业?但面上仍然不动声色，他接着周延儒的话说:”周阁老的话，微臣也觉得很有道理，但自天启七年至今已三年有余，匪祸并无消减，反而愈加严重，还是要做些准备?”
皇上问:“如何准备?”
温体仁接着说:“剿匪之事，微臣以为最要紧的是选一批有勇有谋敢于任事的督抚，将事权全委于地方督抚，授其权，定其责，然后定出章程。若无实绩，则责罚之，若有实功，则恩赏之，使其不敢玩怠。而今时西北督抚道县，各不相协，此处贼赶至彼境，便为平安；彼之贼赶至此境，便为无过。则盗匪四处流窜竟无一人尽力剿杀，只保府县无失便是万事大吉，迁延日久，贼势日张，便成顽疾。若侥幸杀得一贼，必各员贪功冒赏；无奈被贼破城，便各方推诿罪责，实难有成效。”
温体仁的意思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将帅的头上，将任务和责任细化，可操作可执行，赏罚有据，到时侯出了事也不由你不承认，上下推诿。里面埋的机关还是之前的意思，这批吏部官员不行，荐人无方，要换。
皇上对温体仁的想法很是赞同，至少比周延儒的话要实在些，于是和蔼地问:“温阁老，能否说得再详细些?”
温体仁说:“西北匪乱重在剿，而不在抚，是故应将各项责任落实至督抚道县各官的身上，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全面负责处置西北军民务，负全责，在榆林、延安、庆阳、定边四地设置重兵，其间各设堡隘，延绥、宁夏、甘肃、西安各镇抚臣及总兵除清剿境内匪乱外，应听从总督调派，与他处巡抚总兵相互合作，围剿盗贼，各府各县应保本境不受盗贼侵扰，若有警，一面尽力组织城内军民守城，一面及时传报附近之巡抚兵备，使之及时援剿，则不过三五月，匪患必靖。待陕北匪患消弥，再移王师于陕中，则饥民作乱之事可定也。”
皇上又转头问钱象坤:“钱阁老，你以为温阁老的建议怎么样?”
钱象坤内心无语极了，温体仁是次辅，排位比我高，我凭什么说别人的建议不好，我又为什么要说别人建议不好。但是皇上偏是这样问了，能怎么办?偏偏这个年轻的皇上还不喜欢随声附和的人，从小处说认为你没有主见，从大处说怀疑你结党朋比，而温体仁又是他的座师，这是举朝皆知的，他和温体仁虽没有私下的交易，但别人未必这么想。真是左右为难，思索了片刻，钱象坤只能硬着头皮回答:”微臣觉得温阁老的建议是极好的，只是处置匪乱，还是以剿抚相济为宜。”
那朱由检聪明的小脑袋一转，细一听，便听出了味道，温体仁主剿，没说一个抚字，钱象坤说剿抚相济，那又如何个相济法，皇上说:”前日已定下吴甡携帑入陕行赈抚事，只是这赈抚事又如何落到实处?何处买粮?如何转输?受灾诸府县如何分派?如何保证粮粟入饥民之口而不入官蠹之囊?”
何如宠倒是个直肠子，没有这么多弯弯绕，接着皇上的话说:”陛下，此等细末之务自由经事赈抚御史安排，何劳陛下费心?只是微臣担心西北饥民近百万，十万帑银如杯水车薪，恐无济于事呀。”
皇上听得这话，马上就不高兴了，作色问道:”即是赈抚难见实效，诸位前日朝会时如何不劝谏?”
你们也知道户部与内库的困窘，既然知道十万两银子无实效，为何不阻止，可知我为这十万两银子花了多少心力?你们这些人身为宰辅大臣怎么这么不靠谱!
五位辅臣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当初可是你皇上自已就在大殿上许诺下的，事前也没和阁臣商量呀。再说赈恤饥民的事不管在哪朝哪代都是一件体现君主爱民如子的好事，若哪个不长眼的臣子在朝会上谏阻，不是把自已放在火上烤，故意成为众矢之地吗?本来建言劝谏是科道言官的事，内阁辅臣位高权重，犯得着为这事与低阶的言官争论，自已给自已找不自在吗?
尴尬静默的时间并不长，周延儒连忙出来圆话:”陛下，十万帑银赈抚饥民恐一时不见实效，但赈银入陕，如春日甘霖，本对朝廷失望的西北饥民必然会重焕生念，也必然会感知皇上的一片仁善爱民之心，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则天子仁名布于四野，待天灾稍缓，饥民念及陛下的恩情，必然会回乡勤事稼穑，不忍再从盗匪，扰乱天下。”
皇上虽然对损失十万两银子非常心痛，但周延儒说的话又让他稍稍好受了些，银子已经许诺出去了，自然不好要回来，不然众臣必然会嘲笑轻视他。说不定十万两赈银能取得一些效果呢?便是确实十万两不能见实效，或许能买得一个仁名，也算不白花。内心里这般自我安慰后，他与辅臣又客套了几句，怏怏然回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