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你们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只能当农民，大太阳在外面晒着，一辈子受穷”。也有亲戚指着街上的清洁工对我说：“你看这清洁工辛苦吧？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了就只能扫大街”。从小到大，这样的话在我耳边来回的次数多了，脑子里大概也就形成了各行各业的一个排行。排行榜最顶上一定是科学家，老师，医生和公务员之类的。最底层显然是农民或者清洁工。我爸是个体户做小生意，在这个排行榜上能排个中间。但小学有几年家庭调查，在信息栏父亲的工作一栏，我只会填“农民”。
起因是一次学校发起的募捐活动。老师让我们回家找家长商量，给贫困生捐款。回家找父母拿了三块钱，看好多人只捐了一块，我就也只捐了一块五，剩下一块五留着买零食了。学校要给捐款做排名，评出个最有爱心的班集体。班主任争强好胜，看着别班的家长五十一百地捐，便到班里发脾气。她说：“别的班捐五十一百的都好多个，咱们班，一块两块的也拿得出手？我平常最见不得的就是那些做生意的家长，唯利是图。一问要钱了跟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看看人家父母当官的，说捐款，二话不说就给一百”。原来，她的老公家里也是做生意的。她是有文化的，听说她当初恃才傲物，看不上人家，但后来也是因为对方家里条件好，妥协了。但她心里还是不服的，所以对于做生意的重利轻义之流很看不上眼。她哪里知道，生意场上风云变幻，没有铁饭碗的安稳，钱也只有攥到手里才能睡踏实了。可我会错了意，再加上原本对于老师是过分敬畏的，以为老师便是衡量高低的唯一标准，便以为既然老师十分厌恶做生意的，那么生意人也自然是最下等的职业了。我听了话，心里不服，我要证明我爸不是最下等的。所以回家哭闹找我爸要钱，我说老师要再捐五块。我爸听了十分恼怒，他以为捐款本来就是自愿，既非必须也无必要，哪有上门要钱的理，便对我说：“你照常去学校，老师要是不行，你让她来跟我议论”。这下我爸是下等人的结论在我心里算是坐实了，我不想再去学校自取其辱，便没有去学校，而是找了街边一个破旧的小院的墙角躲了起来，正好铁门挡住了视线，别人轻易发现不了我，就这样我待了一下午。老师发现我未去学校，便打电话联系家长。之后我爸沿路打听，四处搜寻，最终在墙角发现了我，问清了缘由便把我拉去学校和班主任理论。班主任一听勃然大怒，争道：“我啥时候让他回去要钱了，你问他，我有没有说非要让每个人捐五块？”。班主任恼怒，一方面是因为我爸的态度，另一方面因为办公室还有其他老师，让人看了笑话。
自此以后，班主任和我爸就彻底不对付了，而我也觉得我爸是完全被老师看不起的存在。我妈倒是懂得人情世故，买了点礼物上门给班主任赔礼道歉，后来所有的家长会都是我妈代表参加。而我爸也变成了家庭信息栏里的那个农民。因为他既然是最底层，又没有工作单位，不是农民还能是什么呢？想想也好笑，他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耕地的农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