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社会主义基础建设和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国家生产力不足导致的大量失业，上山下乡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在全国各地建设了很多水库，农场，等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
我家出门走三百米就是水库，是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参与修建的。水库修好以后，各个水系的村民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承包养鱼。
爷爷是个木匠师傅，师傅在那个年代是受人尊敬的，各家各户要置换桌子，椅子，床，都要请师傅。
因为需要所以有价值，因此受人尊敬。
白天爷爷在外做工，晚上就划着乌篷船去承包的水库睡觉，（为了防止有人偷鱼），不上学的时候爷爷也把我带到乌篷船上做伴。
以前的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资本愈发积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就渐渐下降。
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掌握着技能技术的工人能够有效为社会创造物质价值，所以那时的工人地位很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资本引导出来的社会形态使得资本在人类社会的价值创造中占主要因素。一切工业的产品都能够通过机器高效生产出来，一切工业产品都能够通过金钱的方式购买到，价值的创造从工人的身上被无形转移到金钱上，这其中本质是价值创造。
有一次晚上在水库的乌篷船里，爷爷给我讲起了他爷爷辈的故事。
太祖父是民国湖滨省赫赫有名的盐商。
太祖父十五岁便离开家乡去上海做账房先生，东家是上海城里一家盐铺的老板，1921年全国闹运动的时候，东家带着太祖父参加过罢市，并暗中支持青年学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东家和当时上海城里的一个共产党员关系颇好，因那位共产党员遭到逮捕而受牵连，反动派就认定东家的盐铺是共产党的交通站，一把火烧了铺子，杀害了东家的一家老小。
那日太祖父恰好去码头收盐，因此逃过了一劫，逃回了家乡。
次年，太祖父用当时东家的人脉，将上海的盐从水路经江苏，安徽，运到湖滨省省会汉水卖。
经过多年的打拼，太祖父开创了自己的水上运盐队，并纠结了很多散盐商和散盐货郎，成为了湖滨省最大的盐商。
好景不长，1938年日本人打到汉水城以后，太祖父的盐生意成了日本人垂涎的战略资源，日本驻汉水地区司令要求太祖父做汉水维持会会长。太祖虽不是一个重名节的人，却也不愿做这汉奸勾当，但不忍放弃自己的多年来打下的家业，便同意了。
太祖一边当着日本的维持会长，但是在私下里接纳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伤员。而日本人从来不用市场价格买盐，要么是低出市场价购买，要么就是生抢，生意也愈发惨淡。
这期间太祖写过一首诗流传了下来：
三十年里无家国而今乱世愁更多
最是商人没骨气不重名节重利益
三个月以后，太祖接纳抗日份子的事被自己的大徒弟告发给日本人。日本人要求太祖交出抗日分子。
太祖父不愿，最后被日本人杀害。
太奶奶带着当时才10岁的曾爷爷跑到了太祖父的老家山田市，投靠了山田市的亲戚，自此以后曾爷爷就在山田市生活。
太奶奶是当时汉水城一家老字号酒楼的女儿，从小家境殷实，没吃过苦，太奶奶娘家的酒楼和太祖父的盐生意都被太祖父的大徒弟霸占，太奶奶的父母生死未卜。经历了这么大的人生波折，家破人亡以后郁郁寡欢，最终服药自杀。
后来全国解放，汉水有人找到了曾爷爷，为感谢当年在汉水城的救命之恩，把曾爷爷定为烈士后代，希望曾爷爷去汉水生活，但是曾爷爷年少时的经历让他只想过农村日子，不愿意再回汉水，拒绝了。
那时候起，我经常会想，如果当年曾爷爷去了汉水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城里人。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答案：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意识和认识的产物，一个人的遭遇和挫折都是自身的认识作用于时代的特点而发生的。但时代特点也会对人的认识有反作用力。这两种力的相互碰撞就决定了一个人要走什么样的路。
如果曾爷爷去了汉水我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生活。但即使曾爷爷去了汉水曾爷爷还是那个曾爷爷。甚至于说曾爷爷根本就不会去大城市，因为他的意识不足以支持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