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的夏天，正是麦黄时节，奶奶已经下不了炕了，她仍然惦记着地里的麦子。爷爷将他不做农民的誓言坚持到底，那一年有近一半金灿灿的麦粒熟透了掉到地里，姑姑有心帮助母亲，但她有了自己的家庭，等她收完自己的麦子，我们家的已经无法挽救了。爷爷整日将自己困在打铁的铺子里，附近村子的大多数家中都不缺铁具，铁质的物件不像吃的东西，一件可以用好多年，甚至能传两代。
爷爷的打铁铺子里很久没有人光顾了，他依然叮叮当当地敲打个不停，铁桶子垒得顶住了屋顶。他一闲下来就想赌博，虽然手头已身无分文，但他的心思仍在麻将桌上，忙碌可以短暂地麻痹他的神经，哪怕是没用的忙碌。
母亲不指望任何人，她不知疲倦地往返在县医院、麦田和家里，我和哥哥、弟弟都上了小学，妹妹还是个稚嫩的小女孩，但也没有闲着，母亲交代给她的任务是每隔一个小时就呼唤一声奶奶。我的母亲啊，她的心在医院里，她的身体在麦田上，还得分出精力操心四个儿女和躺在炕上的奶奶，我不知道她的胸膛里长着几颗心，但她的眼神确实一天比一天疲惫了。
这一年的暑假格外炎热，沥青铺的路面上好像隔着一层水一样，连光都照不进去，脚踩在上头软踏踏的，像跃马河边的烂泥一样。我喜欢看夏日的沥青，它和母亲的脸一个颜色，生活啊，将母亲逼成了钢铁一样的女人，她的手背放大了看，那就是一九四二年太爷爷逃难之前天康村的广袤平原啊，毫无生机，裂着口子，她用这一双粗糙难看的手养活着一家七口人，爷爷的吃穿用度自成一家，后来我经常在想他是为了躲避这个破烂的家庭还是不想成为母亲的负担，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他却有自己的世外桃源。
马杰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暑假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去看他，病房里的桌子上没有任何的营养品，马杰吃的饭都是母亲在家里做好以后骑自行车带过来的，马杰的病魔榨干了母亲身上的每一分钱，爷爷的十几匹布藏在他的卧房床上的立柜里，他不允许任何人动他曾经的辉煌，他儿子的病也不行。
马杰颤颤巍巍地指着病床顶头的玻璃瓶子。那是一罐腌制的鹌鹑蛋，母亲怕他够不到，拧紧着压在枕头底下，母亲将玻璃瓶子交到马杰的手里，他使了使劲，没有拧开。看着母亲说道：“打开给娃娃们吃吧。”
母亲剥了一颗塞到母亲嘴里，妹妹的口水滴在脚面上，第二颗塞进了妹妹的嘴里，马杰嘱托道：“安安，慢慢吃，小心噎着。”妹妹名叫马安安，马杰生病以后对一切都看淡了，只希望子女们平安健康。马立民的个头快和母亲一边高了，他接过母亲手中的玻璃瓶子，替代母亲为弟弟和妹妹剥鹌鹑蛋，母亲将马杰扶起靠在病床的栏杆上，用勺子喂他吃从家里带来的面片，妹妹又吵嚷着要吃面片，母亲将妹妹抱着放在了马杰的身旁。
除了死亡前夕和葬礼，马杰在我的记忆里再没有任何印象，他从我记事起大多数的时间都躺在病床上，马杰使我对死亡有了直观的感受。
到了冬天的时候，马杰出的气多，进的气少了，医院通知母亲拉回家准备后事，爷爷在马杰病危的最后关头到陇原县城的农村信用社贷了两千块的款，这些钱没有交到医院的窗口里，而是成了爷爷新一轮的赌资，他终于还是没忍住，又回到了熟悉的战场。
母亲找人将马杰拉回了家，就躺在上房的炕上，我们兄妹和奶奶睡在厨房。马杰去世的那天晚上乌云密布，月亮就藏在云的背后，对于世间发生的一切它都看在眼里。半夜的时候母亲将我们兄妹喊了起来，她哭肿着眼睛，也不顾弟弟和妹妹没有穿鞋，院子里飘着雪花，我看到妹妹光着小脚丫踩在雪地上，一步一朵梅花，一步一朵梅花……
哥哥带着弟弟紧握住马杰的右手，我和妹妹握着左手，我只能看到马杰的眼睑轻微地动着，几乎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
先生是一个统称，指那些在红白喜事上看日子、给坟穴看地方、为婴儿取名字的老人。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大褂，睿智的眼睛里充满沧桑。他看着马杰停了呼吸，将我们兄妹四人推搡到了地上，和母亲等人为马杰换上了只有死人才能穿的新衣裳，姑姑开始抽泣，姑父将她从上房门里推了出去。
我们兄妹哭喊着在地下打转，先生让姑父把我们带回了厨房，奶奶的脸上满是泪水，她听不到也看不到，骨肉相连，血浓于水，她感应到自己的儿子走了，奶奶哭的时候没有声音，泪水打湿了枕头。
爷爷在西房门外的台阶上坐着，屁股底下一层薄薄的雪，他拿拳头砸自己的脑袋。马杰的棺木就在上房地下放着，先生整理好了马杰的仪容，在脸上盖了几层卫生纸，被几人合力抬进了棺木里，那是马杰的新家，只属于他一个人，喜欢独处的马杰再也没人打扰了。
其他人忙完都去睡了，母亲在马杰的棺木前守了一夜，棺木的侧前方摆放着一个炕桌，桌子上的长明灯里添满着清油，母亲伏在桌子上将一张白纸拓在冥币刻板上，那白纸立马变成有数字的纸钱了，她一整夜都重复着挑灯芯和拓冥币的动作，早上的时候腿麻的站不起来，姑姑扶着她在院子里走了两圈才恢复过来。
我们兄妹的布鞋尖被缝上了白色的布，红色和绿色的外套都不让穿了，换成了白色的孝服和白色的帽子，我的家里到处都是白色，上房的桌子也被蒙上了白纸，白色的挽联、白色的蜡烛、白色的母亲和白色的我，我的家里来人络绎不绝，桌子板凳到处摆着，上房和西房的台阶上站着纸人和纸马，金斗银斗闪着金光和银光，还有很多东西我叫不名字。
马杰的葬礼定在三天以后，先生准备装钉棺材盖子的时候取下了铺在马杰脸上的卫生纸，我看到和嘴巴接触的一圈湿着。我的心脏疼了一下，他在棺材里头还活了一段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可是他们将活着的马杰塞进了棺材里边，我嚎啕大哭，马杰僵硬雪白的脸没有吓到我，卫生纸上一圈呼吸过的痕迹深深触动了我。
出殡的日子到了，下完雪的晴天，满世界都是湿的，消融后的雪水汇流成河，沿着夹道汇入跃马河里。这样的天气对于出殡极其不利，抬着棺材的村民们脚底容易打滑，没到坟穴就掉在地上的棺木是个凶兆，大家走得格外小心。
马立民是我的哥哥、马杰的长子，提着引魂幡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往后紧跟着我和弟弟，妹妹牵着母亲的手跟在队伍后头，姑姑牵着表哥和表姐跟着母亲，姑父一边走一边用嘴里的烟头点燃鞭炮扔向队伍两侧。大人们的手里要么拿着铁锹，要么拿着大件的纸人纸马，小孩子们都跑前跑后地闹着，我与他们仿佛不在一个世界里。
坟穴是个两米深的土坑，我们兄妹四人一个跟着一个，按照先生的指令一会站着，一会跪着，绕坟穴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在他说了一堆听不懂的话以后结束了，母亲哭得站不起身子，姑姑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我看着七八个村里人将马杰的棺材缓缓放进了坟穴，我逐渐连马杰的棺木都看不见了，才意识到他真正离开了我们，我们在地上，他永久地深埋在了地下。马杰没有和太爷爷葬在一块地里，冯四在太爷爷的右边，马杰在太爷爷的左边。直到爷爷和奶奶去世以后，才将马杰和他们迁到了一起。
村里人将土抛在了马杰的棺木顶子上，最后一片红色看不见的时候，母亲又放声哭了起来，妹妹不明所以，也跟着哭了起来。我看到坟穴渐渐和地面平齐了，再抬头时深坑变成了高高耸起的坟堆。变化无常，人们挖了个坑，转眼又将它堆成个土包，马杰前几天还活着，转眼就埋进了土里。
母亲在哭得不能自已的同时还操心着马杰葬礼上的一切费用支出。王宝是九十年代以后马王庄最有钱的人，在跃马河的南岸开了一个石料厂，他靠着马王庄的石头发家致富。母亲从王宝那里借了一万元操办了马杰的葬礼，一切从简仍然花光了所有的费用。
葬礼结束了，母亲打发了所有帮忙的村里人、先生和吹鼓手并一一表示感谢，归还了借用的桌椅板凳和锅碗瓢盆。死了的已经解脱，活着的还得继续生活。炕上躺着不能自理的奶奶，爷爷仿佛旁人，年幼的妹妹和三个学生，还有住院治病和操办葬礼借的一屁股外债，这是马杰去世以后留给母亲的摊子，这个马杰曾经看不上的女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穿着缝了白布的鞋去上学，同学和老师们都知道我的家里生了变故，班主任南宫瑞是个善良的女孩，大学毕业以后就到田家川学校教书了，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她也不过才二十五六岁，她知道班里每一个学生的家庭状况，马杰的离世使她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上语文课的途中我不小心和她对视了，我亲爱的南宫老师背对着学生哭了，当时的她也还是个孩子啊，善良的南宫老师在小学期间对我照顾有加，我每年都用满分和“五佳学生”的奖状回报她。
南宫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复姓，也是唯一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叫她南老师，她给同学们普及了复姓的知识。我认为一个字的姓配不上她，南宫使她高雅，使她与众不同，她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陇原县城出生的她去大城市读了大学，又选择返回农村反哺她的家乡，她将普通话带进了田家川学校，她选我当班长，不敢想象没有南宫老师的小学，我得自卑成什么模样。
母亲将家里能找到的所有钱收集到一个盒子里，哥哥和我上了小学，认识纸币的面额，妹妹看着一盒子的零钱手舞足蹈。母亲将纸币按照面额大小整成一叠，清点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三十六块四毛钱。当时家里的外债是两万四千元，这还不算爷爷在信用社两千块的贷款，当然这笔账最终还是落在了母亲的头上。
第二年的秋天马立民就要上初中了，我依旧还是小学，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是我上初中以后才提出来的，我们兄弟三人的学费是压在母亲身上的千斤重担。她对马杰的承诺是一定将孩子们抚养成人，母亲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辍学。那一年的深秋她跟着陇原县城摘棉花的大军坐在了前往边疆的大巴车上，整整两天两夜才到目的地。母亲出发前将奶奶托付给了姑姑，弟弟妹妹由我和哥哥照顾。哥哥可以胡乱做着吃一口饭，但是头上的虱子他也无能为力，姑姑的家里也很忙，偶尔才能帮我们洗一次衣服。我要感谢姑姑和姑父，在母亲不在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两人使我们兄妹不必流落街头，日子困难但也一天天的过了。
我痛恨马王庄的大部分村民，是个人都逮着我问母亲的去向，然后很痛苦地告诉我：“你的妈妈跟人跑了。”这还是委婉的说法，更直接的会跟我说：“你妈嫁汉了。”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了，能听懂大部分人的话，他们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极大的阴影，目前回去我仍然不愿意搭理任何人，庄子里的人给我的定位是“目中无人”。
母亲去了很久，久到我自己都以为她不会回来了。临近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带着妹妹在姑姑家吃了饭，姑姑替我俩洗了衣裳，我俩就在姑姑家里睡了。天抹黑亮的时候我叫妹妹起来，我要去上学了，带着她回到了家里，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母亲已经支起身子迎接我们了，妹妹抱着母亲哭成一团，我仰着头尽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母亲半夜回来，煮了一大锅油饼，我领着妹妹回来的时候她刚爬到炕上。上学前母亲在我们弟兄三人的书包里都装了一个油饼，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理解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