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六月中旬，夏。
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一处小屋。
【假如穿越到了异世界，你的人生会变得不同吗？】
“假如穿越到了异世界，我的人生会变得不同吗？”
坐在办公桌旁，正在桌面上伏案疾书的年轻人疑惑地皱了皱眉头。随即指尖一搭，停下了手里正不停活动的笔，将它放在了桌面上。
这位看上去不过二十几的年轻人头戴一顶灰色的毛绒帽，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合成纤维夹克，腰间还系着一条棕褐色的硬皮皮带。在那表面布满大量划痕的皮带上，还有着几副用挂钩挂着的灰色劳保手套。
这几副劳保手套是以前年轻人在工厂工作时戴着用来保护手掌的护具，耐磨保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怎么灵活，也不怎么透气。所以他一般会在工作结束的时候脱下来挂在腰上，避免其影响自己手指的灵活性。
此时此刻，在这位工人猩红色的眼中，绝大部分东西似乎都是正常的：他身下坐着的是一只四条腿带靠背的木板椅子，身前的是一台带有抽屉的中型办公桌。他的日记本之前就放在桌下柜子的第二排抽屉里。
手中握着的是一支德国产的金头钢笔，笔身上还刻有自己的名字。这位年轻的工人此刻正坐在椅子上，准备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点东西。一切迹象都是如此的正常，如此的平淡，就好像淡季时伏尔加河的水面那样。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比如说”穿越”、“异世界”、还有“改变你的人生”之类稀奇古怪的话。
更加稀奇古怪的是，这些话都是写在他的日记本上的，而年轻人一直都是将日记本随身携带。这也杜绝了是有什么混小孩故意给他搞恶作剧的可能，年轻人也想不清楚有谁会在日记本上跟他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所以说，照理论来讲，这句“假如穿越到了异世界，你的人生会变得不同吗？”是这位年轻人自己，也就是这位名叫瓦列里·萨布林的苏联产业工人自己写的。
瓦列里·萨布林。
这便是这位年轻人的名字，一个听起来很普通的名字。就像一块块从砖窑抬出来的红砖那样，沉默而又坚实，稳重而又平凡。
按理来讲，萨布林这平凡的红砖是不会写下那种奇怪语句的。肯定不会，绝对不会。
瓦列里·萨布林，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上一天的工资所得，柴米油盐的生活用度，也可能会写一点在外旅行时内心的所感所悟。但他绝不是那种会在日记本上写下奇怪问题的人，更不会用这种东西来质问自己。
瓦列里·萨布林从来不会质疑自己内心的决定，也不会怀疑自己是否为了什么东西而犹豫。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假如穿越到了异世界，你的人生会变得不同吗？
“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看着纸上的黑色墨迹，瓦列里·萨布林疑惑地皱了皱眉头。因为他实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没头没尾的话，也搞不明白这些诸如“穿越”、“异世界”之类没头没尾的怪词。
诚然，萨布林所处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自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闭幕仪式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所处的世界早已变得大为不同：飞上天穹的氢气气球，内燃机驱动的运输货车，还有电气科学的大范围运用。
世界变了，时代变了。这是在看过那些流淌着燃油和电火的机器后，绝大部分人心中的共识。
在过去，人们不得不依靠煤油，指南针，还有呛人的工业废气才能在地球上生存。煤油和火把用来点灯，指南针用来在茫茫海岸中提供微不足道的一点指引。高高在上的天空无人染指，飞跃高空更是只存在于最狂妄的梦境之中。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寂静无声的漫漫长夜中，人们不必再依靠那少得可怜的液态煤油度过黑暗，稳定廉价的电灯将给予他们永恒的光与热。
无尽水域上的人们不再害怕黑浪和礁石的袭扰，电报和钢铸的船体将带着他们劈开那高高耸立的海潮；高空中的热气球征服了天空，再然后是滑翔伞，接着是内燃驱动的载人飞机......
物质上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促使这一切变化的原因，叫做“科学”。
随着“科学”的兴起，那些刀枪剑戟，王侯将相的故事似乎也跟着一夜之间烟消云散。闪烁寒光的刀刃被超过音速的覆铜弹头取代，古老的罗马式方阵被灵活多变的散兵坑和战壕所取代，而那高高在上的金冕皇冠也被高呼【理性自由】的红黑色革命旗帜所取代。
物质，精神，方法，思想；货币，燃料，布匹，食材；载具，服饰，书籍，武器。没有什么是静止的，一切事物都是活动的。
这是一个时刻变化的世界，新的东西一直在取代旧的东西。萨布林一直是知道的。
但是无论事物如何变化，萨布林还是搞不明白他日记本上那些词语的意思：【穿越】一词还好说，不过是行走，跨过的意思。但这【异世界】一词，萨布林他可就完全对其一无所知了。
这是一个时刻变化的时代，但它暂且还没有超前到制造出“穿越”、“异世界”这种莫名其妙词语的地步。这些词语可真是太超前了，超前到这个世纪结束大概率都不会出现，可得等到下个世纪才行呢。
只是现在，萨布林可不想管那么多，更不想弄明白那些稀奇古怪的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还有工作要干，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等自己在日记本上写完字后，他就要去工作去了。
嘶嚓——
于是，萨布林将那张写有奇怪语句的纸张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拉开柜子抽屉，将它丢了进去。
回过脑袋，萨布林看着变成了一片空白的崭新日记本，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重新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钢笔，在白纸边角处划了几下，确认出墨完好后，便再次伏在案上开始写字了。
他要写一封遗书。
萨布林要写一封遗书，写在只有自己才会看的日记本上。他也不指望会有什么人在自己死后能看到这封遗书，除了他的那几个朋友们。但萨布林的朋友现在都不在他的旁边，估摸着也是没什么机会去看了。
但是，瓦列里·萨布林还是决定要写这封没有人看的遗书，就当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当然了，如果侥幸没死的话，他还是会销毁掉这封遗书的。写自己的遗书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说不定会死呢。
咔哒。
拧开笔盖，萨布林开始写字。
“我如实招供：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营汽车制造厂第四十二分厂的一名车间工人，驻于生产自行车车轴的岗位。在1936年12月26日下午，我听信进厂宣传的政治委员的话，决定......”
嘶嚓。这张纸被撕掉了。
不行，这是在写遗书，又不是在写刑事认罪书。看着纸张上的字迹，萨布林不太满意地将纸揉成一团，塞进了抽屉里。
翻过一页，他又一次开始了。
“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一名普通的钢铁厂工人，也是一个普通的民兵。我自知命不久矣，将马上殒命于马德里街道之内，但我对此没有丝毫的后悔。身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我很荣幸能够......”
嘶嚓。又是一撕。
不行，我还没死呢。看着纸上的字迹，萨布林不满地转了转笔。随后再次将纸张揉成一团，扔到了抽屉里。
翻过一页，继续。
“早上好，马德里！在昨天的死亡大乐透里，最后的死亡结果依然是满打满算的整整三百名，左右派都有。我已经多次强调了，那帮子共和党人是搞不懂国际纵队的，他们能搞嘛？搞不了的。他们再这么输下去，怕是连脸都不要了......”
嘶嚓。这是在写遗书呢，严肃一点。
萨布林看着记载了自己真实想法的纸张，只是无奈地笑了笑。随后再次一折，将它扔到了地上。
好吧好吧。写遗书，写遗书。
要写的真实，写的严肃，写的自然。要细细的剁成文字，不能有一点点的抽象搞笑在上面，一点都不行。
......呼。
......
......哈。
“大家好啊，我是瓦列里·萨布林......”
彭！
办公桌被人狠狠捶了一下，震得上面的台灯连续晃了好几下。萨布林看着日记本上的字迹，只觉得脑子涨涨的，自己也感到颇为头疼。
好吧，被自己的笔记给气到，这可真是世间的一大怪事。萨布林觉得自己身体内可能有另一个人存在着，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连写遗书都这么的抽象，这么的牛头不对马嘴。
“......唉。”
看着被墨水涂的一塌糊涂的纸面，突然的，萨布林叹了一口气。他有点不想写遗书了，反正也没什么人会过来看。
也行，那就不写了。萨布林一向是个洒脱的人，从来不矫情。
唉，好吧。既然遗书他写不了，那就写点萨布林想写的吧——自己的人物生平怎么样？
这是个好主意。于是萨布林便再次抬起笔，再次写了起来。
萨布林是一个小人物，反正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他终究是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是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烂船都还有三斤钉呢。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人，瓦列里·萨布林。平凡的出生，平凡地长大，平凡的参军，再平凡的退伍，工作。”
“如果按照国籍来算，我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是东欧的一个国家，那是我的家乡，小小的，但是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却很大。这个世界不但属于我，也属于我的工人朋友们。”
“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一个平凡的人。在十七岁那年，我一不小心在雪地里摔倒了，幸亏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小姐把我救了起来。”
“那真的是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头发是白色的，比最白的雪还要纯；眼睛是红色的，比最纯的红宝石还要红，比烧着的火焰还要炙热。”
“不幸的是，因为摔倒在雪地过久，我丧失了十七岁之前的所有记忆，变成了一个找不到家的人。不幸之中的万幸，我还是被那位人美心善的小姐送到了诊所进行救治。”
“在我出院后身无分文时，也是她收留的我。我非常感激这位小姐的付出，也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帮助。她的名字是【埃利诺】，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和她人一样美好。”
“于是，在出院后的不久，我们便发生了性关系。”
“这没什么难以启齿的。她对我有着不知从何而来的好感，而我也承认对埃利诺小姐有性幻想。这是人之常情啊，我的朋友。”
“在发生关系之后，我便不得不考虑之后该如何过日子：如果只有自己孤身一人，那便听天由命，无所谓归无所谓。但我现在要对埃利诺小姐负责，所以要找工作养家糊口。”
“我和埃利诺小姐暂时还没结婚，因为我们都没什么钱。她是一名在山林中活动的猎人，平常靠打猎和帮人送信维持生活，家中并无多少钱财。”
“而我也是一个失忆了的黑户，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自然也是没有多少钱财。我得去找工作，可不能总是寄人篱下，我还是要点面子的。”
“只是理性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作为一个黑户，我找不到任何的工作，最后只能进入塞尔维亚军队混饭吃，那里来者不拒。”
“但是，我之后竟然顺利通过了考核，顺利穿上了军装，顺利拿到了第一份军饷。那是二十张面值一百的钞票，好像叫【第纳尔】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
“领到了第一份军饷后，我请埃利诺小姐吃了一顿晚餐，随后便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没想到埃利诺小姐外表看上去那么清纯，实际上玩的却很疯啊。”
“再然后呢，就是第二个月，第二份军饷，第二个夜晚。我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这么过下去，直到我攒到足以和埃利诺小姐成家的钱，结婚，在几年后顺利退休，成家立业。”
“有个好消息，我确实是退休了，不过原因却不是那么的正常：因为战争爆发了。”
“对，是的，战争爆发了。我上面的人都死了，长官要么牺牲了要么逃走了，记载了我名字的名单也没有了。没有人再告诉我要保护什么了，也没有人再给我发军饷了。”
“所以我退休了。失忆后的我本来就对塞尔维亚没什么留恋，只不过埃利诺小姐在这里。我准备离开这里了，带着未来的妻子一起。”
“只是呢，在很多时候，事情不是你想逃避，就逃避得了的。我还是被卷入了战争，被卷入了那场二十四年前被称为【第一次欧罗巴大战】的战争。”
“那是1914年，我记得很清楚。”
“在那场战争中，我杀了很多人，也数次差点被别人杀掉。子弹差点击中了我的脑袋，弹片差点插入了我的心脏，坦克差点把我碾成肉酱。”
“但这一切都只是差点。最终的结果是，我在战斗中先一步将子弹射进了敌人的脑袋，先一步用刀刃刺穿了敌人的胸膛，先一步用炸药炸开了坦克的履带和舱室。我先一步干掉了对方，然后活了下来。“
“在经过了四年的战争后，欧洲各国之间突然停战了。那是1918年年末，我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到处宣扬【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这可真是可笑至极。在这场战争中是有赢家的，那就是我。”
“我活了下来，而埃利诺小姐也被我保护得很好。我们安然无事，没有出现什么生离死别的场景，这可真是万幸。”
“在战争结束后，我决定前往俄罗斯，或者应该叫它【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我有一些朋友待在那里，所以我就去投奔他们，连带着埃利诺一起。她说要和我一直待在一起，连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离。”
“我得承认，这句话虽然没什么好兆头，但确实挺浪漫的，真的很浪漫。”
“然后呢，当我们到苏俄的时候，我那个叫宁赫尔的朋友又说现在国内在打内战，咱们没安生日子可以过了。那是1919年，苏俄内战，我记得很清楚。”
“有点不幸的是，我朋友所处的阵营在内战中的情况似乎有点小小的不妙。没人，没枪，没炸药，也没多少粮食。开战初期甚至连续丢了好多个根据地，处境确实是有点危险。”
“所以我便帮了他们一点小忙，比如说刺杀敌军首领，毁坏敌方后勤路线，还有千里奔袭之类的小事情。杀人放火打军劫道无所不精，他们甚至还给我发了个金闪闪的红旗小勋章以资鼓励，挺好的。”
“好吧好吧，我确实得承认，这些事情听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经：但除了杀人外，我真的就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了。”
“用刀砍人，用枪射人，用棍锤人，用炮轰人。除了这些东西，我真的做不会其他事情了。在这方面我似乎真的很有天赋，动起手来真的很有效率。”
“之后嘛，我朋友所处的阵营自然是赢了。我不知道那些朋友们的政治倾向是啥，只知道他们的旗帜颜色是红色的，上面还画了黄色的镰刀和锤子标志。”
“说真的，我真觉得那个标志不是很好看——怎么说也得加个齿轮和十字长剑，红黄配色也得改成红黑配色才行。只可惜没人听我的，连我的朋友宁赫尔小姐也不赞同这个决定。”
“好吧，好吧。”
“等苏俄内战打完后，宁赫尔小姐便邀请我加入了一个名叫【肃反怠工委员会】的奇奇怪怪社会有活力团体，工资月结。这个叫萨布林的人答应了她的请求——我和埃利诺终究是要吃饭的嘛。”
“【肃反怠工委员会】领头的是一个名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外号叫【燃烧的钢铁】、简称【燃钢】的人。他是我的新上司，一个很酷的人，只可惜在1926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肃反怠工委员会】的工作可不少，即有剿灭叛乱、清除流氓黑帮的烂活，也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线、帮助妓女从良、救助战乱和饥荒造成的孤儿等好活。不过我接到的活大部分是前者，可能是因为那枚金闪闪红旗小勋章的缘故吧。”
“在1922年的那会儿，【肃反怠工委员会】被整顿为【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即【格别乌】。我的老天啊，他们竟然采纳了我的十字利剑方案作为格别乌部门的标志，真是令人感叹。”
“之后呢，我就这么呆在格别乌里干了十年，一直干到了1934年。格别乌的工作强度不低，但也就那样：不过是一些追捕逃犯，保卫政治要员，打击国外干涉势力的活。这些活我做起来得心映手，勋章拿了一枚又一枚。”
“在格别乌的工资虽然不是那么丰厚，但是待遇却不低：食宿免费，穿着出行有补贴。我和埃利诺还有一座政府发的屋子，三室两厅。那是我的老朋友宁赫尔小姐发的，她在苏联似乎有点小小的权力，可以在程序之内帮我谋一些小小的福利。”
“我确实得感谢咱亲爱的老朋友宁赫尔小姐，要不然我还弄不到这座通水通电的公寓式住宅。要是没有她，我指不定得一直住在卢比扬卡广场的格别乌总部大楼里，那里办公室的吊床睡起来可真不舒坦。”
“我承受得住，但埃利诺不行。尽管她一再强调女子也能顶半边天，要和我保持同样的工作环境。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心疼。心疼她，也心疼自己办公室扎的吊床，它已经因过度使用坏了好几次了。”
“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没能结婚——毕竟我不知道哪天自己的脑袋会离开下面的身体。我不想在对未来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结婚，起码得等到退休之后。埃利诺同意了。”
“实际上，格别乌的福利远不止衣食住行这些。在这十年里，我攒了不少的假期和工资，也用公款去了不少地方旅行：华国，日本，德国，英国.......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旅行的时候途中突然收到上级的命令，在休假区域当地执行一些任务。例如在华国东北部狙击日本人，给雪山上的华国军队送稀缺药物，还有帮德国的左翼工人团体打击敌对组织......”
“淦，这不就是出差嘛。还说是什么公款旅游，这就是格别乌对内压榨成员劳动力，我到时候一定要向宁赫尔举报他们去。”
“好吧，好吧。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兢兢业业地为格别乌工作，一直干到了1934年。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大多喜欢更加新颖的，可以一连串向外泼水的连射冲锋枪，便携小巧的隐蔽手枪，或是高精度的私改狙击步枪。”
“但是呢，我却更喜欢一把上面带有尖锥的战术短棍，或者一把弹簧钢制的八英寸长短刀。不为什么，因为它们冰冷，可靠，在危机关头从不出现错误，和我一样。”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确实是对的。在1934年年末，苏联政治中心列宁格勒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政治刺杀案件：一个脸上缠绕白色布条的人带着手枪闯进了斯莫尔尼宫内，准备刺杀一位叫谢尔盖·基洛夫的政治委员。”
“他确实是幸运的——在他闯入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安保人员手中的枪械统统发生了故障：弹匣脱落，护木炸开，枪管爆裂。子弹底火受潮，枪膛卡弹故障，还有突然破碎的枪身。我早就说了这些枪械不可靠，可我的同事们不听。”
“那个刺客差一点就成功了：刺杀目标就在他两米开外，所有人的枪械故障失灵，而他的枪口早就指向基洛夫的脑袋。事后检查发现，这名刺客使用的是达姆弹，击中人体会造成其大出血。如果他真的射中了，那么基洛夫的死亡几乎是肯定的。”
“这名刺客差一点就成功了——但很可惜，他碰到了我，一个擅长极近距离格斗的安保人员，一个左手拿着不足三尺的罐头刀朝他冲来的老家伙。”
“右臂格挡，缠手，肘击；刀柄握锥式持握，拳尖上砸，刀刃右划；换手，刀柄冰锥式持握，下凿。”
“三秒钟。对手开了两枪，我刺了两刀。他躺在了地板上，我站在地面上。他死了，我活着。他输了，我赢了。”
“不过很快，我便也跟着痛苦地跟着跪倒了地上。那名刺客开了两枪，很准。一枪击中了挡在基洛夫前的安保人员躯干部位，一枪击中了我的腿部大动脉。”
“1934年基洛夫枪击案，斯莫尔尼宫安保人员死亡一名，重伤一名。那名刺客差一点就成功了，但他碰到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碰到了【格别乌】。他可能是出门没看黄历或者儒略历，命犯三英尺长罐头刀和人墙吧。”
“在此之后，我就退休了。那颗该死的子弹划破了我的大腿肌腱，让我走起来一拐一跛的。非常好达姆弹，使我大腿肌肉旋转。”
“因为那颗该死的子弹，我不得不很长一段时间坐在轮椅上度过。又因为我擅长使用短棍攻击敌人，同事们便给我取了个外号【轮椅棍哥】。挺好听的，下次别取了。”
“1935年年初，苏联格别乌高级外勤人员瓦列里·萨布林上校因伤退休。其后被苏维埃政府分配于国营汽车制造厂第四十二分厂，职位为生产自行车车轴的五号车间主任。”
“这是一个比较清闲的活儿，只用看着手底下的工人把自行车车轴打包装进车厢，核对数量，确认无误之后在纸上签字就行。”
“这活儿可正是太清闲了，我也在闲暇时交到了不少朋友，比如一个叫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病弱精神小伙，还有一个叫苏斯洛夫的文艺中二青年。他们倒是挺崇拜我的，但他们能不要老叫我【棍哥】就更棒了。”
“我就这么在汽车制造厂里干了一年，一直干到了1936年的十月份。当我像往常一样坐在轮椅上走向工厂大门时，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是苏斯洛夫，那个在苏联文化教育和对外宣传部门干活的文艺青年。”
“【西班牙正在打仗！打内战！西班牙共和国爆发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内战。交战双方为效忠民选政府的共和军和人民阵线组成的左翼联盟，与之相对的是佛朗哥为核心的西班牙长枪党人和保守派。】苏斯洛夫是这么说的。”
“这场内战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包括保守派对受到削弱不满，地主和保守派军官依然在政治界占多数力量等原因。贫富对立加剧，各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因阻碍重重而失败，这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的左右矛盾。”
“然后，所谓【长枪党人】，和他们的犯罪首领佛朗哥，叛变了。这是早有预料，也是早有预谋的。”
“当持法西斯主张的长枪党人决定率先发动政变时，大部分的军队便毫不犹豫的背叛共和派民选政府，主张拥护那些法西斯主义疯子和保守派。
战争刚开始，保守派军队就将西班牙本土武备的绝大部分纳入手中，对共和派形成明显优势。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葡萄牙独裁政府、甚至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也纷纷以出动干涉部队、志愿军、空运或弹药武器的形式对佛朗哥反动政府表示支持。
反观对面的共和派左翼联盟，却是各种缺人缺枪缺火力，派出去的剿灭叛军的部队更是接连反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也陷入了持续被袭扰的状态，世人基本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以叛军胜利告终。马德里告急。”
“【所以说，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我是这么问苏斯洛夫的。”
“【没什么。我只是来告诉你们，世界上又有新的战争出现了。】苏斯洛夫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说，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我是这么问苏斯洛夫的。”
“【没什么。我只是来告诉你们，这次西班牙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很危险。要小心他们。】苏斯洛夫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说，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我是这么问苏斯洛夫的。”
“【......三个月前，德共党员威廉·明岑贝格呼吁向国际社会招募志愿者，前来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保卫马德里。】沉默了一会儿，苏斯洛夫这么跟我说。”
“然后嘛......”
看着已经写到最后一页的日记本，瓦列里·萨布林笑了笑：“然后，我就来了。”
“我来到了马德里，和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来到了马德里。”
“我的朋友们都劝我不要来西班牙淌这趟浑水，更别提现在腿还瘸了。有两枚碎裂弹头嵌入了我的右大腿内，搞得我走路都只能一瘸一拐。我还马上就要结婚了，宁赫尔已经帮我和埃利诺办了婚礼的彩排，过两个月就可以正式领证了。”
“名誉，婚姻，财产；尊重，仰慕，爱戴。世人所困扰和疯狂的绝大部分事物，我都已经得到了。我有一栋通透明亮的房子，有一位长相厮守的妻子，还有着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们。我本不应为了其他国家的人而再次陷入战争，更不应该为了一种虚无飘渺的理念跨海而来。”
“但是......”转了一下手里的笔，萨布林笑了笑：“我还是来了。”
“【要相信历史会诚实地评判事件，你永远不要为你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绝不要成为那种只会批评而不行动的人。这些人都是伪君子——软弱无用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调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行动。】
【亲爱的，我希望你有勇气。坚信生活的美好，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知道，革命，总是无往不胜的。】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写给他，在我因西班牙内战牺牲之后。”
“但我没有孩子，这把是绝杀，换不得。如果有孩子的话，那我说不定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但我还是来了，来到了西班牙，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来到这个早已陷入战火的马德里。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什么钱财和名声，而是为了一种人类内心深处的炽热与光辉——为理想而战。”
看着纸上的字迹，萨布林仿佛看到自己，看到了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我知道，此刻站在我对面的有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吃人无度的资本主义贵物，还有将人压榨干净的所谓【华胄贵族】。他们很强、很壮；有人、有枪、有炮，还有数倍于己的资源支持。”
“但是，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整个世界的共产党员和整个世界为自由平等而战的人士。”
“苏联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华国的，日本的，越南的，印度的；亚洲的，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了西班牙为共和政府而战，保卫马德里。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工人团体和共产党员都参与了保卫马德里的斗争，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出国参战，国内宣传，游行示威，积极生产。那些法西斯主义分子所面对便是如此磅礴伟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
“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一个在1936年加入西班牙国际纵队，一直在马德里地区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战斗的，平凡的苏联产业工人和民兵。在明天，也就是1938年6月20日，我将参与国际纵队的最后一次大型攻势。这将是我在西班牙参加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死于破片和枪火硝烟之下，也不知道我的战斗是否有所成效，更不知道我牺牲后会不会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临。”
“但是，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可以笃定，可以永远相信的。那就是......”
深吸一口气，瓦列里·萨布林将笔放下，墨迹停留在了纸张的最后一行。
“那就是——死亡，从来不属于无产阶级。”
“死亡从来不属于无产阶级。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我的名字是瓦列里·萨布林，一个平凡的工人和士兵。这就是我最后的遗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