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大柳镇小陈庄响起一声惊雷：在离小陈庄五里地的一所农中里（所谓的农中也就是农村中学），一下子出了两个秀才。能说出了两个秀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下子考到了几十里之外的县城里去了。并且这两个秀才都是小陈庄的。
不要说在小陈庄，就是在整个大柳镇，这些年也就出了一个大学生，还是工农兵大学的，对工农兵大学生，人们当然很少认可的，因此一下子有两个学生考进县城，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了。
不过这样的一个喜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灾难。因为其中一个考进县城中学的，就是我的三哥。
三哥是我的堂兄，超近点说也就是父亲的侄子，二叔的儿子。
通知送来了，开学的时间定下来了，家里都忙着为他准备着行礼。这其中就有一个刚从供销社买回来的一个雪亮的铝制饭盒十分耀眼地摆放在那里。
“你三哥新饭盒都买回来了，你眼红不眼红？”其时，父亲正把一车粪装到车子上，准备推到田里去，刚把车把拎起来，见我在那里愣愣地看着三哥的饭盒发呆。便停下来这样问了我一句。
“不眼红。”我回答得很干脆，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利索。
“啪。啪。啪。”
我的话音刚落，头上便挨了重重的三巴掌。整个头嗡嗡的。
“我叫你不红眼，叫你不红眼！”
三巴掌过后，父亲重新拎起车把，把车子推了起来。
父亲既然走了，我还站在那里干啥。可等我刚要动身。却见父亲又站住了，厉声地对我说：“哪去？”眼睛瞪得铃铛似的。
“我……我回家看书还不成嘛？”原本的心思当然不能说出来，我拐了个弯。
“瞧你那熊样，你也能念书？回去找根绳子来帮我拉车。”
这便是考了秀才的三哥给我带来的福利。
说实在的我恨死他了，也可以说是恨死他们了，但再恨，这却是一座永远也逾越不了的山。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在他们两人之间，我才是多余的。
“小三子，过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记得小时候我常听父亲这样叫着三哥。那时候，一到冬天，我们那里有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全村人都在搓绳。用稻草搓，不管是男女老少，只要是一闲下来，便都搓绳，绳子搓好了，便拿到二十里外的县城去卖。每到搓绳的时候，父亲便会这样的叫三哥。于是，三哥便夹两把稻草，来到我家并不大的屋里，和父亲坐在一起，父亲边搓绳边讲起故事来。那时候，屋子里大多都生着炉子。因此，不管外面有多冷，屋子里总是挺暖和的。讲着讲着，三哥便插一句嘴，问点什么，问完了，便哈哈大笑。母亲坐在一旁也大多慈爱地看着三哥，“别再笑了，男笑三分痴，女笑三分低。”父亲望一眼母亲，母亲便不说话了，父亲便接着讲。当然这时候我是不能插嘴的，因为我不想在这样的时候给自己找活干。
没有一点儿悬念，三哥考上了大学。可当得知三哥考上大学，家里的所有人都欣喜若狂的时候，父亲却淡然地在挑水。
“大，”我说。“大，三哥考上大学了。”
父亲没有理我，依然在挑水。
“大，三哥考上大学了。”我以为父亲没有听见，于是提高了声调。
“叫什么叫，他肯定能考上的，要不整个农中那么多人，怎么就他们两个考上了？“三年前我就知道了。把这捆草抱回去。”
“小三子好了，考上了，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到头了。”父亲坐在如豆的油灯下，抽着烟，一边看妈妈在灯下补着衣服一边说道。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给他添点什么？只是可怜四岁就没了娘。这回总算熬出头了。”父亲好像对着母亲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三哥依然是三哥，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高兴，还是那样嘻嘻哈哈地听父亲讲故事，或是说一些我什么也听不懂的话，完了，便背起草蒌子，带着我去割草。终于，开学的时候到了。可我并没有看见父亲为三哥准备什么。三哥临走的那天，我只看见三哥提着一大包的行李，二叔正跟三哥说着什么。父亲却在一旁催着三哥走。三哥只得上路了，父亲便推着自行车出了村口。一路上，跟碰到的人打招呼：“噢，上工啊，我把小三子送到车站，他要去念书了。”
看得出，那天父亲很高兴。就是回来，也没有一点累的样子。“送上车了，我把他送上车才回来的。”父亲见人就说。
三哥念书去了，这回父亲好像才看到了我，可我却对他的眷顾不但不感冒还十分的反感。
“你要好好的念书，将来也要考个大学，有什么不会的？我来教你。”父亲说着，便拿起我的书来。
父亲能教我这我是知道的，我曾经听人说过我们村的第一个夜校就是父亲办起来的。父亲读过十年私塾。这一学历在他一辈人里好像挺牛的。
我不需要父亲教我，我觉得父亲在教我念书的时候比我们老师打我还没有理由。
然而，父亲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他对我的热情，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会见缝插针地给我讲读书的好处。什么“三更灯火五更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富家不用买良田。”等等，这些在我七八岁时就教会我的，这时少不了每天都得给我拿过来复习一遍。我恨死了三哥。我觉我的种种不幸都是他带给我的，当然，最烦人的还是父亲。
“石头，石头你睡着了么？”一天晚上我已在床上睡得正香，忽地被父亲叫醒。
“有什么事嘛？”我睡眼朦胧地问父亲。
“今天晚上你怎么没看书就睡觉了？”父亲边往下躺边问我。
“困。”我只说了一个字。
“念书的人怎么能怕吃苦呢？吃尽窗下十年苦，一举成名天下知。”父亲说道。
“不一定。”我眯着眼说道。
“什么？你说什么？”父亲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你不也念了十年的书吗？不一样的在家里推粪。还不是鞭杆戳牛尻子的。”我依然迷迷糊糊的，满不在乎地说。
后来发生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只道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是睡在床下的，并且头上多了个疙瘩，大小和父亲的烟袋锅子差不多。
应该是第二年的春天，父亲一病不起，一病不起的父亲开始不住地念叨三哥。“小三子什么时候回来，小三子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这样念叨，可又不让我们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三哥。“大学里的课多，学习紧，不告诉他，不能告诉他。”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们这样说。
“我侄儿是大学生，学医的大学生，我这病他能治的。”父亲满有把握地对同病房的人说，他说这话时，满眼放光。
然而，父亲到底没有盼回三哥。在他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们都趴在他的床头。他抬起无神的目光环顾一下四周：“小三子没有回来吧？大概快考试了吧？”声音微弱，只有几个靠近他的人才勉强听到。
三哥是那年放暑假回到家时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那时三哥刚到家，只是把行李一扔便跑到父亲的灵位前放声大哭，哭了很久。
三哥是学医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会配一种治疗口疮的药面子，按中医的行话说叫做散的中药。父亲去世，这一药方便失传了，不过父亲有一本老版的医宗金鉴，应该是明朝的版本，于是三哥当宝贝一样的收着，可就在去年的冬天，三哥却突然对我说：“这本书还是给你收着吧，你收着更合适。”
那天，三哥是在一个小酒店里把书交给我的，我们坐下来炒了两个菜，要了一瓶酒，我们的话题便从吃上开始。
“我平生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便是考上大学那年，大伯把我送到车站，一下子给我买了六块糖饼，噢不对，那时是快到中秋节的时候了，叫月饼，可那里时我不知道那叫月饼，从来也没吃过，到校也没舍得吃，想吃了，便拿过来闻，然后再放回去，后来学习紧张了，没时间了，到学期结束时再拿出来，早霉了，不能吃了，还没舍得扔，然后带回来了，一直收着。”
也就是说，三哥只是看着属于自己的东西，并没吃着。
这些事不提也罢，那时的日子都很苦。往事不说了，说现在的吧。
可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不好过的原因是他和同事的系不好，而关系的不好却是因为他挡了别人的财路。
“老弟，”三哥说。“你说我能拿人家的钱吗，到医院来的，都是来看病的，都是想来救命的人，人家已经那样了，那怎么还能在人家的伤口上再插一刀呢？我是咱们科室的主任，我不拿，别人当然也拿不着，可钱虽不拿可心里却不服贴，于是天天的挤兑你。难啦！”三哥喝下一杯酒。往常，他是不喝酒的，就是从开始到结束也就只是一杯酒，可这次却一口干了。
“大伯那时候替人配药面子，也不要钱，就是要钱也只要一个成本价，从来没多收过，日子虽然过得紧可那却是自己作主的，人安心。”
那天三哥和我聊到很晚才回去，那还是接了个电话才回去的。
“这么晚了还有事？”我怀疑地望着三哥。
“我走了，班上有事了。”三哥站起身，匆忙地回去了。
我站在门前，望着三哥一直向前走，向前走，直到他转过一个街口，不见了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