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忆没有再见过余恒生，她的哥哥葬在了朝鲜，她没有收到任何信物，甚至不确定哥哥下没下葬，家里收到烈士补贴，此时她的父亲因为没钱治病而卧床，院子里再没有过咕嘟咕嘟吸水烟的声音，就连那只狗也不再叫唤。
战争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梁忆在谷堆地里象征性的埋了一个土堆，木碑上没有刻名字，她也不会写哥哥的名字。那时候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十四岁的梁忆站在荒凉的谷地里，远方没有传来炮火声，可她的生活迎来了巨大的炮火。她不再呵斥门口的狗，每天平静的在院里发呆，直到东北伐木业兴起，院落前的那棵树只剩下半截，梁忆的父亲因为疾病离开。此时东北的屯子里热闹非凡，邻居们很多时候都会热情的招呼她去吃饭，教育开始普及，十四岁的梁忆却只能从一年级读起，每天回到院子里只剩下她和那只狗，安静到她开始恐惧，她从动荡年代跨入新社会，连一个亲人都找不到，孤独的像无儿无女的老人，想挣扎又使不出力气。
有天她跟老师学了哥哥和父亲的名字，沾了鸵鸟墨的粗耗毛笔并不好写，梁忆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木碑上，看起来像蜈蚣一样扭曲。谷地里的薄膜呼呼响，像极了那时候北方的炮火，她想起那晚的月光和少年，不知道他是否也葬在了朝鲜，她翻转过笔杆在土地上写下余恒生三个字，内心惆怅又荒凉。那时候的梁忆没有想到，雨水会冲刷掉黑色的墨，即使有一天她回到这里，也找不到悼念亲人的木碑……
梁忆回到家里将父亲留下的资产揣了一半，解开了狗链子将狗牵到邻居家，像她父亲托付她那样，将狗托付给了邻居。国营企业开始办厂，可梁忆不想呆在北方，广东服装厂来招人，她就坐上了去最南方的绿皮火车。领头的经理很严厉，梁忆并没有听懂她的粤语，但看得出她在骂人，于是她很卖力的踩缝纫机，订纽扣，然后拿着比那边人薄一半的工资，麻木的，孤独的，迎接独属于她的炮火。
余恒生没有葬在北方，他回到云南的小镇上，国家给退伍志愿兵分配工作，他和堂哥分到了昆明的邮局做事。母亲因为失明不能劳作，他的两个弟弟才十来岁，村里只有一间教室，里面六七个学生，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列。他因为识字少，那时候的昆明开始发展，邮局的工作让他很是惶恐，于是他回到了小镇，又开始在田里劳作，春天他就卖桃，秋天就去山沟里敲核桃。弟弟们能照顾自己的那年，母亲为了帮余恒生减轻负担去捡板栗，老黄花木做的拐在地上蹭的圆滑，老人失足落入了水潭里，找到的时候身体泡的浮肿，余恒生在地里晒得比去战场时候还要黑，眼泪滑落下来倒像是累出来的汗。祖坟里一排排都是姓余的人，他的亲人尤其多。
余恒生的弟弟们开始到禄劝县城务工，一个在五金店门口修自行车，一个在餐馆学炒菜，留在昆明的堂哥给他写信，让他去昆明电影院做保安，他答应了。十九岁的余恒生带着两件蓝色布衣和一双母亲纳的黑布鞋来到昆明，安保室也是他的宿舍，这地方小得很，他挪两步到窗口接电话，又按照原来的步子挪回到床上，走两步开门去院门口挪摆放不整齐的自行车，又回到屋里听收音机。铁窗玻璃外的马车渐渐少起来，路边建起公交站台，甚至开始有汽车经过，余恒生才开始到路边买点瓜果，出门吃一碗八毛的米线。他把钱寄回去给弟弟们，家里的茅草屋垒成了土房，顶上铺上了瓦片，他看着昆明盖起十多层的大厦，自己却好像从不属于这里，他忘记了很多字，有时候想给梁忆写信，却不知道寄到哪里……
有天他去马街买条裤子，原来的迪卡裤破的不像样，在街上他看到一个卖纽扣的摊子，摊主长着大大的卧蚕，马尾辫却黑了不少，操着东北话在叫卖，那是梁忆！
她从东北走向了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