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初任河南省主席时，在施政方面多承袭了冯玉祥主政时期的旧章法，但不久也进行了一些革新。在吏治方面，韩复榘对当地的官员政绩进行考核，禁止“任人唯亲”；在财政方面，提出了17条财政清理的内容。但因为中原混战，很多措施未及时得到实施。第二次回到河南之后，韩复榘对河南省政进行了一番整顿。在财政方面，为给河南省政府的财政进行纾困，韩复榘以冯玉祥在河南成立了河南农工银行作为河南省银行，代理国库，又在郑州、洛阳、许昌、商丘等地设立办事处，以此控制河南全省的经济命脉。
在清乡剿匪方面，韩复榘下大力进行剿匪，设立各级行政的清乡局，自己出任清乡总局局长。并于1929年颁布《河南各县防匪剿匪办法》《办理剿匪案件考绩条例》。在河南省的建设方面，韩复榘大力发展水利；推广农业机械；鼓励民营产业；兴修公路；架设电话；植树造林。但个地方建设局长敷衍公事，致使韩复榘在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多未见理想效果。在民俗方面，韩复榘继承了冯玉祥的做法，严厉禁止鸦片；反对蓄婢纳妾和女子缠足等，还专门制订了《河南省政府取缔缠足妇女办法》。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韩复榘于梁漱溟合作在河南进行“乡村建设”，即反对中共农民革命，维护乡村地主阶级统治。韩复榘在《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中明确“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和其他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梁耀祖、王怡柯等人主办河南村治学院，并未后来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打下基础。
韩复榘入主山东后，开始在山东设置专署，于1935年1月在山东菏泽、济宁等14各县设立了“行政督察员”专署，作为政府的派遣籍贯，负责处理辖区内的一般事宜，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转呈省府解决，为省府的事务压力减负。此外，韩复榘在山东办法了许多“求治”条例，要求官员们执行，他还要求山东官员的服装必须整齐划一。为了担心自己的下属腐败而使得自己垮台，韩复榘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规定了许多“官规”。作为军阀对山东进行统治，韩复榘常常亲自审案、干预司法。导致法院正在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的案子，却被韩复榘提走了当事人，而法院审结的案子被韩复榘重新推翻重审。从山东省高等法院到县法院，几乎形同虚设。
韩复榘主鲁后，清乡是他进行的四项施政方针之一。韩复榘清乡的目的有二，一是清楚匪患，二是镇压革命。韩复榘一面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禁工厂私修枪械；一面利用自己军队实力雄厚，多次下达剿匪的“训令”和“布告”。为了使剿匪行宫更加有力，韩复榘还组织了“特别侦探队”。但韩复榘在杀戮土匪的过程中常常滥杀无辜，对降匪、俘匪常常成批杀戮，往往有一些被土匪帮来的无辜百姓等也被杀掉。
韩复榘到山东后，继续任用在河南合作过的梁漱溟等人进行“乡村建设”，于1931年在邹平县筹建“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乡村建设”骨干，充当韩复榘统治农村的工具。这些骨干还帮助韩复榘进行“地方行政改革”，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此外，韩复榘还建立乡农学校，举办民众自卫训练，为韩复榘扩充兵员提供了便利；建立农村合作社，但农村合作社却成为了农村地主阶级发展经济实力，压迫农民的一种方式，反而加深了中国农村的封建化；发展乡村教育，举办各类短训班和学校，在社会教育方面对成人和妇女进行必要的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如植树造林、养蚕种棉等。
为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韩复榘在山东进行征工服役、公共生活规范化、社会风俗改革、查禁烟毒等行为。此外，韩复榘还对当地的官运和军队禁止嫖娼。对当时的女性禁止缠足、取缔奇装异服。但在婚姻方面，韩复榘不主张离婚，认为这是从欧洲学来的。然而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是极其虚伪的，他给官吏制订了诸多严格的规定，自己却生活腐化。其官员们也大多都上行下效，因而韩复榘的种种举措并未达到实际效果。
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企图建立“山东独立的经济体系”，摆脱国民党中央的统治。韩复榘在山东供养了数量庞大的军队，需要充裕的粮饷，除了自己想尽办法筹措粮饷外，韩复榘曾于1931年10月和1932年1月两次，擅自派人接管国民政府在山东的税收机关，截留中央税收，迫使蒋介石不敢再拖欠韩复榘的军饷。
韩复榘为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促进山东经济的发展，在“救济民生”“振兴实业”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工业，先后在山东设立了许多“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工厂企业。但为了与民争利，韩复榘利用政权滥发纸币，增加税收，利用直接经营企业等手段进行竞争。在矿业方面，韩复榘不仅鼓励国营矿业发展，也积极提倡民营矿业，使得山东矿业有所发。面对山东手工业不景气的状况，韩复榘曾采取扶持政策。在商业方面，韩复榘提倡国货，并设立了一些山东省劝业场等商业发展组织，但韩复榘利用权利对民族商业进行了摧残和掠夺，滥发纸币、增加税收以及对商号进行直接的敲诈和勒索。
在财政金融业方面，韩复榘为增加山东省的税收，成立了“山东财政厅赋税视察处”，分赴各地视察，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列整理财政的举措，另一方面挖掘财源。在加强对金融业管理方面，韩复榘先后颁布禁止制钱、铜元出境等条令，并逐渐恢复银行业的发展。但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后，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宣布“白银国有”，导致山东省境内的大多现银都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这也导致了韩复榘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韩复榘在山东的财政统治，是以维护自身统治为出发点，虽然对推动山东积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村治为自己聚敛财富、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
韩复榘在山东期间对共产党长期持反对态度，曾伙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青岛市长沈鸿烈三次破坏了中共山东省委，并多次逮捕和成批的屠杀共产党人。在韩复榘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停顿两年之久，导致中共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两年。此外，韩复榘还经常镇压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韩复榘一度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在其第三集团军中成立“政训班”。但韩复榘并非真正想与共产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想利用共产党发展其军阀实力。
原韩复榘的参谋官傅瑞瑷在晚年会议会攻徐州一战时，称：像韩先生（韩复榘）这样与部下同甘共苦，战场上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将领，“我”实实在在没见过第二人。
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在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陆立之，在1994年《炎黄春秋》上撰文，谈及接触韩复榘后的感受：“仅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的‘儒将’中很难找到第二人。”
1928年，韩复榘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后，各大报纸称誉他为“飞将军”。民国史学家吕伟俊评价韩复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军阀，是一个出名的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他一生中尤其是统治山东的七年中，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
韩复榘死后，社会曾传闻他于四川军阀刘湘联合“密谋倒蒋”，即刘湘率领川军封闭蒋介石入川之路，韩复榘的陆军在南阳、襄樊、汉中，对蒋介石前后夹击合围。但该事泄露，韩复榘被蒋介石杀于武昌，3天后刘湘死于汉口医院。
此传闻在韩复榘死后流传多年，不断有人以此来作文章，为他们提供素材是曾任宋哲元参谋长的张樾亭，以及曾为川军将领的范绍增。关于此事，曾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韩复榘密谋倒蒋，从他们的历史关系以及抗战后的摩擦来看，存在历史必然性；但从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和韩复榘的胆识以及他当时的实际能力来看，又似未必，况且传闻毕竟是传闻，并无确凿材料加以佐证。
韩复榘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时，曾在东北一家老夫妇的小客店中病倒。店主夫妇是从山东逃荒至东北，因二人没有儿女，便对书生模样的韩复榘生出恻隐之心，免费收留了韩复榘还为对他精心照顾。病了二十余日的韩复榘生出轻生的念头，他听信“伤寒病人喝凉水必死”，于是便在一日夜里背着店主夫妇喝下一肚子凉水。为了不给店主夫妇添麻烦，韩复榘离开客店，走到一篇荒芜的墓地，在一个坟丘上过了一夜。次日，韩复榘醒来后感觉身体好转了一些，觉得自己命不该绝，再度返回了小店，随后韩复榘在夫妇二人的调养下身体逐渐转好。不久韩复榘决定从军，店主夫妇还为他做担保人，韩复榘临行前认夫妇二人为干爹干娘，并发誓“日后若有出头之日，定会为二人孝养送终”。后来，韩复榘曾派人多方打探店主夫妇，但始终未找到。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一直视曾任山东督办的张宗昌为心腹大患。在得知张宗昌试图积蓄力量图谋山东在起后，韩复榘决定诱杀张宗昌。韩复榘得知手下的一名参议与张宗昌的承启官刘怀周相识，便派参议与其联络。刘怀周深得张宗昌信任，参议向刘怀周转达了韩复榘“敬仰张宗昌，希望张宗昌能够东山再起，共同合作”，还表示愿意帮助张宗昌与蒋介石疏通。在多次劝说之后，张宗昌逐渐放下警惕，韩复榘也多次向其示好，请他前来济南。
韩复榘将诱杀张宗昌的意图告知寓居泰山的冯玉祥后，冯玉祥告知韩复榘可利用与张宗昌有杀父之仇的郑继成，以替父报仇的名谋杀刺杀张宗昌。1932年9月2日，张宗昌抵达济南，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次日，张宗昌启程离开山东时，受韩复榘指使的郑继成埋伏在车站，将张宗昌枪杀于火车之上。事后，郑继成投案自首，在韩复榘等人的斡旋下，郑继成被特赦，而韩复榘诱杀张宗昌的计划也得以完成。
韩复榘故居位于今河北霸州市煎茶铺镇，宅院的布局为四合院形式，南面倒座儿，东西配着厢房，北面正房是五开间的两层楼，建造工艺是民国初期较为常见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房屋外面没有过多的装饰。
韩复榘的灵柩最初安葬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1954年被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人们便在鸡公山为其修建了一座衣冠冢，墓中摆放了一些韩复榘的遗物，以及后人纪念他的书籍文章，还有一瓶霸州的夹河老烧锅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