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1881年—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奉系军阀头目，曾担任山东省山东军务督办，有着“长腿将军”和“狗肉将军”等绰号。
1882年正月，也就是光绪八年张宗昌出生在山东掖县路旺乡祝家村，其父是吹鼓手，家中颇为穷困。年幼时，张宗昌曾跟着同村的祝修德念了一年的私塾。在十二三岁时，张宗昌便跟着父亲一起打短工，帮卖布的拉车。等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张宗昌在本乡一个黄酒馆里当伙计。期间，经人介绍，张宗昌和本乡茔里村贾永泉之三女定亲。为了谋生，张宗昌曾多次前往岳父村中叫卖。但即便如此，张宗昌依旧难以维持生计，曾多次向岳父借贷，勉强糊口。
1900年左右，为了谋生，张宗昌和同村的祝欣德结伴下关东。在东北，张宗昌到处闯荡，先是在哈尔滨淘金，而后又到“宝局”当了保镖。三年后，张宗昌回家和贾氏完婚。完婚后，张宗昌又回到了东北。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打算组织华人武装力量来扰乱日军后方。因略通俄语，张宗昌被俄军委以重任。在俄军的支持下，张宗昌组建了一支以胡匪为骨干的游击队，并担任队伍统领。经过扩充和训练，张宗昌统领的队伍较好地配合了俄军前方的作战。次年，日俄战争结束，俄军战败，张宗昌便将这只借助俄军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解散。
解散队伍后，张宗昌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在矿场，张宗昌担任总工头，较好地锻炼了自己枪法和捕猎技巧。而后，因矿场经营不善，张宗昌辞去总工头的职位，辗转到了海参崴。到达海参崴后，张宗昌在华商总会当上了门警小头目。由于张宗昌之前当过胡匪，对追踪胡匪归案很有经验，张宗昌颇得华商总会的青睐，与俄警的关系也日渐亲密。故而，当时张宗昌在海参崴颇有威望，许多商贩都前来投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海参崴开展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张西曼接到指示，要在东三省秘密招募胡匪成为骑兵南下。而早已和张宗昌相识的张西曼便想通过张宗昌和当时一个胡匪队伍的首领——刘双玉联系。但由于刘双玉误认为这是诱捕他的陷阱，此次联络工作并未成功。而后，张西曼上山拜访，经过多方联系，刘双玉最终放下防备，下山和革命党人接洽。而张宗昌也参与到了这次接洽，并坚决要求随同南下。与此同时，他暗地里拜李征五为师，以此投机革命。
1912年初，李征五和刘双玉率领大部队分批南下，前往上海。随后，张宗昌也和程国瑞一起带领一百个胡匪南下。张宗昌一行先是到达山东烟台，打算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被拒绝后便再次南下，前往上海投奔李征五。赶到上海后，张宗昌积极运动李征五，窃取了本该属于刘双玉的骑兵团团长的职位。
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了临时大总统。同年6月，袁世凯借口军队多，任命王芝祥为南方裁兵大员，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裁编军队。而张宗昌的骑兵团便被编入了徐州冷遹第3师内，张宗昌仍担任团长。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特务刺杀了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宋教仁，这打破了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实行共和的幻想。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伐袁世凯。7月下旬，袁世凯便命令北军经徐州进攻南京，镇压黄兴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而张宗昌所在的地三师便奉黄兴之命镇守在徐州，阻止北军南下。但第三师寡不敌众，很快便被北军打败。而张宗昌的骑兵团也被打得七零八散，张宗昌也成了“光杆司令”。见此情形，张宗昌便转头投靠了北军，凭借自己的能力，张宗昌很快便受到了北军军长冯国璋的赏识，跟随冯国璋镇压“二次革命”。
同年12月，张宗昌接受冯国璋的委托，成为了江苏军官教育团的监理。为镇压南方革命，袁世凯接连刺杀国民党人。在刺杀了宋教仁后，袁世凯又令冯国璋前去刺杀中华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陈其美。接到命令后，冯国璋便将此事委托给张宗昌秘密实行。当时，陈其美住在上海租界内，深居简出，难以刺杀。于是张宗昌便策划选派数位刺客伪装成大实业家，在上海活动投资。经过几个月的活动，这些刺客终于见到了陈其美。第一次见面，刺客初步打探了情况，并获取了信任。第二次见面时，即1916年5月18号，刺客们成功枪杀了陈其美。此事之后，张宗昌更加受到冯国璋的器重，被冯国璋视作心腹。1917年7月，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次月，冯国璋正式就职，而张宗昌也被任命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初，接受冯国璋的任命，张宗昌以副总统代表身份到山东，拉拢山东议会。而张宗昌习惯闯荡，便恳请冯国璋将其外放，于是冯国璋便将他调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
1918年，援湘之战爆发。同年3月，受援湘大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的委托，张宗昌担任北军右翼协同第二路其他部队作战。张宗昌率领军队从南京浦口出发，乘船至九江登陆，而后赶到湖南。当张宗昌带领军队到达小集时，第二路主力部队便在攸县、醴陵一带被南军刘建灌部击溃。张宗昌曾打算率领第六混成旅前往援助，但考虑到自己的兵力，张宗昌最终决定退到长沙，驻守在长沙东郊开元寺。为此，张宗昌险些被捕获正法。
当时，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在视察过张宗昌的队伍后，张敬尧对其颇为满意。加上来自南军的压力，张敬尧急需里利用张宗昌所带领的第六混成旅部，以巩固其在湖南的统治。因此，在张敬尧的支持下，张宗昌在自己的部队中选拔了1200人组成了敢死队。而后，张宗昌便带领敢死队奔赴前线，冲入了南军阵地，大败南军，俘获了很多南军官兵和炮弹装备。此战的胜利让冯国璋颇为高兴，将张宗昌的队伍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委托张宗昌为师长，同时，任命张宗昌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1919年12月，冯国璋去世。因不被冯国璋的后继人视为直系的人，张宗昌陷入了孤立的处境。此时，在直系和皖系的斗争中，张宗昌既不属于直系，也不属于皖系。再加上吴佩孚为准备直皖战争而从湖南调兵北上，将湖南防地交给湘军赵恒惕部，并暗中协助湘军驱逐属于皖系的张敬尧，张宗昌更觉形势不妙。
因此，为避免和南军正面冲突、保存实力，张宗昌于1920年6月初退出湘东，驻守在江西袁州一带。而属于直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对于张宗昌的到来十分恐惧，将全省的军队调到袁州附近，对张宗昌形成包围。因北京政府不给发饷，加上张宗昌用度挥霍，处在包围中的张宗昌部队很快便军饷不足。于是张宗昌便擅自发行军用票，使百姓和地方当局都受损。为此，陈光远派人进京告状。
1920年冬，张宗昌亲自前往北京索要军饷，与此同时，他还和陆军总长靳云鹏密谋驱逐陈光远的计划。当时，陈光远早已花重金买通了张宗昌的一个团长王康福和另一个团长褚玉璞。因此，张宗昌的部下王康福团长便暗中将其发动和布置情况告诉了陈光远。1921年1月，张宗昌兵分三路向南昌推进。随即，陈光远便派军拦截，两军在分宜激战两日后，张宗昌的部队被击溃，张宗昌也被迫伪装逃出袁州。
1920年冬，张宗昌从袁州逃往北京后，最初想投靠直系曹锟，重组军队，但因吴佩孚反对，没有得到结果。后来因为在北京和张学良有一面之缘，张宗昌便到东北投靠了张作霖。
在直奉备战之际，张作霖决定先派张宗昌组织旧部，潜入苏鲁边区，联合地方武力，扩大军事活动，以配合京津一带的作战。
1922年4月初，张宗昌率领部属五六百人由奉天经大连分三批乘日本船到青岛。在这个过程中，队伍不断进行扩张，最后在青岛组成了有1000多人的便衣别动队。在青岛住了十多天之后，别动队开始派队出发，准备在日照县石臼所登陆。登陆石臼所的第三天，张宗昌带领的部队被县警队围困。经一致讨论，张宗昌决定将枪炮弹药集中来进行突围，最终击溃了县警队。
次日中午，张宗昌率领别动队到达郯城北约20里野外树林里，而后便停止前进。此时，张宗昌得知了奉军失败的消息，别动队人心惶惶，最终分崩离析，而张宗昌也带两个亲信，化装由原路前往奉天（今辽宁省的沈阳市）。当时，正巧有人在五站地区聚众，准备向张作霖属地哈尔滨进攻。于是张宗昌便主动请缨前往五站地区击溃了这些聚众的人。由此，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而在收纳了中俄边境上的俄国沙皇的溃兵后，再加上自己招募的士兵，张宗昌的军队人数已超过万人，第三混成旅也就正式编成了。
1923年秋，奉天军事当局决定在怀德县举行秋操，检阅自己的实力，而张宗昌队伍也参加了这次的检阅。检阅完成后，张作霖决定将张宗昌军队的番号改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调到奉天境内的东丰、西丰、西安等县驻防，并予以整补。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15日，张宗昌奉命率领军队在大窑沟附近集中，进入热河，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劲敌，畅行无阻。故而，9月15日至22日，张宗昌所在的奉军第二军部队先后攻占开鲁、朝阳，并在30日攻占凌源。
在凌源稍作休整之后，张宗昌便率领第三混成旅向冷口地区进发。10月，张宗昌及其部队经过了茶棚，与直军董政国的军队对战，这便是玉麟山战役，最终也以张宗昌成功攻下玉麟山宣告结束。而后，为了直捣山海关方面直军的后方，张宗昌率领军队连夜前进，来到了滦州附近。
10月27日，在派遣许琨团防守滦河南北两岸之后，张宗昌率领其余部队抢占滦州车站，将路轨切断，分头截击敌军，而此时车站直军已全部溃逃。至此，直军的后路已被奉军截断。故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主力全面失败宣告结束。由于在此次战争中的贡献，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军长，此时张宗昌的军队已超过了10万人。同年10月，张宗昌又奉命南下，击溃了江苏齐燮元的部队。
在奉军南下的战争结束后，张宗昌便进驻上海。但由于不满张作霖对督办的任命，张宗昌很快便下令把他的军队大部撤出江南，调到徐州集结。为此，奉天军事当局不得不为他安排一个地盘，以示笼络。而张宗昌也因此被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
1925年4月15日，张宗昌到达济南，打算正式接管山东。但即使奉军方面被迫再次发表张宗昌为鲁督的命令，原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却始终不肯让位。张宗昌因而准备用武力进攻，而在参谋长王翰鸣劝阻下，张宗昌改变主意，打算和平解决。5月1日，王翰鸣奉张宗昌之命，前往济南疏通。在多方施压下，郑士琦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山东军务督办的位置，而张宗昌也如愿接管了山东。在上任后，张宗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排挤走了不是自己嫡系的山东高官龚积柄，而在7月8日，他也受命兼任了山东高官一职。
而在督鲁期间，张宗昌勾结日本，接受日本的扶持，而日本也利用与张宗昌的关系，迅速扩大了对山东得侵掠。192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不公正对待举行了罢工活动。5月29日，在张宗昌用武力解决的授意下，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而这便是青岛惨案。
次日，上海又发生了“五丗”惨案，由此，全国都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而山东也在其中，山东各界人联合游行示威。对此，张宗昌再次采取了镇压的政策，但在张宗昌联合山东高官龚积柄的多次威胁镇压下，爱国运动更加汹涌。
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又掀起了第三次工人罢工热潮。此时，张宗昌正巧带领七列军队出巡青岛。此时工人们还没看清张宗昌的反动面目，便想向张宗昌请愿，但此时张宗昌已经和日本资本家勾结，计划屠杀工人。
7月26日，张宗昌镇压了纱厂的罢工运动。次日，他又派人赶到四方，封闭工会，搜查工人地址，殴打工人，并逮捕了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而后，中共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揭露张宗昌的罪行，派伦克忠前去北京请愿，联合北京各界人士共同反帝。因而，北京大学的学生编写了《张宗昌祸鲁记》。
8月16日，伦克忠在市民大会上散发《张宗昌祸鲁的十大罪状》的传单。张宗昌听闻此事后，立马要求直隶军阀追踪伦克忠的行踪。27日，伦克忠被捕，并于9月中旬被杀害。
与此同时，张宗昌也镇压济南的工人运动，解散工人夜校，追捕共产党人。在镇压完工人运动后，张宗昌又在山东省全省制造白色恐怖，严令禁止“赤化”，而山东的工人运动也因此转入了低潮。
张宗昌仇视革命，*****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他将一切进步和革命的势力和活动都视作“赤化”，都列为应该被镇压的对象。从1925年到1928年，张宗昌疯狂追踪并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严禁一切“赤化”行为。同时，张宗昌还残忍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学生运动，如1926年镇压了农民反抗“讨赤捐”的斗争、1927年镇压了陵县的农民暴动、1928年镇压了东昌县的农民暴动等等。
张宗昌在位时，十分维护封建，为此，他曾任命前清状元王寿彭为教育厅长。同时，张宗昌用封建的宗法制度、地方主义、裙带关系，实质上是封建的专制主义，来建立自己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在督鲁期间，张宗昌政府中的官员多为自己的同乡和亲戚，而张宗昌便企图用这种封建关系来罗织关系网。
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张宗昌在督鲁期间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一方面，张宗昌迫害进步报社；另一方面，张宗昌又拉拢收卖一般的报馆，使其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张宗昌封闭了一切爱国团体，又通令禁止了人民一切集会，严重禁锢了民众的思想自由。
在督鲁期间，张宗昌筹办地方银行，疯狂发行纸币，同时还大量发行公债，大肆搜刮人民群众的钱财。在滥发纸币的过程中，张宗昌为维护纸币的信用，保证其官办银行的独占地位，一方面命令其它银行库存现金代兑省行所发纸币；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强制推行这些纸币。但这些强制措施依旧无法维护纸币的信用，纸币一再贬值。同时，张宗昌大肆向银行界借款，最终山东的金融也变得十分紊乱。
张宗昌十分推崇孔子，他不仅在山东提倡尊孔读经，甚至主张在北洋军阀所能统治的地方都要读孔子的书，推崇礼义廉耻来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7月20日，张宗昌就上书国务总理潘复，陈述自己的建议。
张宗昌统制和摧残教育的举措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任意缩减、欠发和挪用教育经费；二是纵容士兵侵占学校，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提倡复古教育，增添军事课，使教育为军阀统治服务；四是迫害进步教师，实行独裁教育；五是组建山东大学，集中控制学生及其思想，以此来对抗革命的潮流。
自1922年在东北五站起家，张宗昌就开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信奉“有兵则有权”的原则，在后面的军事生涯中不断扩充这支军队。[15]同时，张宗昌用封建的专制主义来管理军队，企图用宗亲这种封建关系来罗织关系网。领兵打仗前，他还会进行占卜。
1925年10月，孙传芳利用江苏人民对奉军纪律败坏的痛恨情绪进攻南京。在孙军攻击之下，奉军迅即溃败，杨宇霆弃城逃走，10月16日，孙传芳进入南京，安徽的姜登选感觉自己处境危险，弃职逃跑。随即张作霖便派出张宗昌南下增援，而在孙传芳的猛烈攻击下，仅仅过了一个月，张宗昌也败下阵来。
张孙之战刚结束，张宗昌又参与了豫军图鲁之战。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命令靳云鹗率领部队进攻豫东。李纪才腹背受敌，随即便迅速带领军队向河南撤去，至此，豫鲁战役宣告结束。
张宗昌又恢复了山东全省地盘，得到了一时的安定。12月20日，冯玉祥率领军队战胜李景林，占领了天津，李景林狼狈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张宗昌便和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一路进军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张宗昌命令王栋率第五军沿京绥铁路向北追击，配合奉军对南口的攻击，又派王琦和王翰鸣负责治安事宜，而他自己则留住北京，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其中一路军队由福建进入浙江，进攻孙传芳的部队。12月1日，张作霖命令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企图阻止南军北上。但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直鲁联军节节退败。因而，张宗昌将总司令部也移到了徐州，放弃了安徽。
1927年的秋末冬初，韩复榘占领了九里山阵地和陇海路徐州北站，经过四五昼夜的苦战，直鲁联军击退了韩复榘的队伍，夺回了九里山的阵地，而徐州也暂时转危为安。直鲁联军虽在徐州地区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战局仍对奉军不利，冯玉祥的一支军队直逼徐州。经过会议讨论，张宗昌最终决定各军立即向北转移，放弃徐州，退至山东临城一带地区，重新布置防务。
1928年4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后，直鲁联军节节败退，到4月20日前后，北伐各军已经到达兖州、济宁之线。
4月30日晚，张宗昌被迫从济南退到天津。5月5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一部分避开济南，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很快接近了天津，退居天津的张宗昌部队被迫再次转移，向滦州方面集中。最终，张宗昌及其部队因受到前后夹击，孤立无援，进退失据。无奈之下，张宗昌只得弃军逃走，化装成为赶大车的逃往滦河口，乘小渔船渡海到大连。而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宗昌在滦州扩大编成的部队，此时又在滦州全部被消灭了。
1928年秋，直鲁联军残部在滦州被缴械后，张宗昌逃往大连，已是穷途末路。但他仍野心不死，豢养亲信，联系旧部，想伺机再起。
1929年3月中旬，接受了段祺瑞的委任的张宗昌率领天津和大连两地的旧部，分别乘船到烟台。张宗昌计划收编刘珍年部队，于是派刘的保定军校同学郎贯一，向刘珍年游说，要求刘听命收编共同行动，往返数次，刘珍年始终没有要听从命令的意思。于是张宗昌决定先围攻刘珍年，以消除胶东的主要障碍。但很快，前去进攻的褚玉璞部队被刘珍年缴械，褚玉璞被俘。得知战况，张宗昌立即抛下队伍，带着随从人员乘日本船离开胶东，逃回大连。1930年夏，张宗昌决定听从日军的话，逃往日本久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急欲实现“华北特殊化”的阴谋，想让吴佩孚出来当汉奸，组织傀儡政府。吴佩孚便要求张宗昌回国给他当帮手。因此，在1932年春，张宗昌带领全部随行人员及他的姨太太和两个儿子，搭乘日本轮船“奉天丸”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韩复榘趁在北平参加会议的机会，去拜访了回国的张宗昌，而后韩复榘反复邀请张宗昌前往济南，商量扩军事宜。张宗昌十分渴望再获权势，最终不顾众人的阻拦，前往了济南。到达济南后，在9月2日晚上，韩复榘的参议张受骞跑来向张宗昌告密，说韩复榘将要对张宗昌不利，要张宗昌多加防备。于是在第二天张宗昌便诈称母亲生病，来电要张宗昌火速返回北平。但最终，张宗昌还未上车，便被早有准备的刺客郑继成枪杀。
刺客被捕后，金寿良、徐晓楼等随从人员立即下车将张宗昌的尸体用地排车送到日本医院。与此同时，金寿良先行回到北平向，有关人士报告了张宗昌被刺的经过，次日，徐晓楼、程伯容等人便护送张宗昌的尸体回到北平，埋在了北京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