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南齐在《资治通鉴》里哪一册来着？
王扬有些失落。
《资治通鉴》有简版有全版，两者相差如盆景与园林。王扬小时候读简版，里面自然没有南齐，长大後读全版，家中有一套中华书局56年版的《资治通鉴》，一共二十册，但王扬主攻在汉唐，所以只啃到第8册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然後便跳到第12册从陈隋开始，读到第18册又跳。再说从史学角度，以《资治通鉴》治史并非正统，所以即便跳过去几册也没太在意，等以後有时间补就是了，哪能想到有一天穿越能用到？
有一个关於当代学界的故事：
一个人研究文学中的月亮意象，你问他德|国表现主义中的月亮主题，他说自己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你问他七月诗派中的月亮象徵，他说自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你问他汉赋中的月亮书写体式，他说自己是研究古代文学中的唐代文学。你改问唐赋，他说自己是研究唐诗的。你问他唐诗中写月亮的句法嬗变，他说自己只研究唐代大历年间写的诗......
这个故事是说当代研究在专精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狭窄化，自限藩篱丶深耕寸土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打破壁垒丶博通兼取的，越来越少。这一来是因为博取本就很难，二是当代学术的考核丶评判标准与学风所致，三也是学问实在太过广大，庄子所谓「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清代学问为例，一个人即便穷尽一生，也无法精读所有清代文献，若专注於此，哪还有馀力顾及其他？
王扬已算是很博览的了，但根本没关注过这个冷门又短命的南齐王朝，即便以他最精擅三个领域：文学研究丶思想史和文化史而言，对於南齐相关的也知之甚少，不过起码比历史要好很多，巴东王如果在文学上有什麽建树，又或者给《左传》丶《易经》什麽的做过注，那王扬说不定能知道一二，但巴东王显然不会在这方面留名，这也就导致王扬完全没有先知信息。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起码王扬对南梁史的了解，要比对南齐史强上不少。不过他对南梁所知主要集中在南梁开国之後，尤其是梁武帝继位的中後期，越往後知道的越多，像侯景之乱这种大变局，那更是认真细读过，可关於萧衍「创业史」的细节却不甚明了，只知道他是由雍州刺史之位，发兵建康，最後得胜。可为什麽发兵，又如何得胜丶对手是谁等等，他都一无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南齐亡於萧衍之手，那......会不会萧衍就是在这次巴东王之乱中崛起的？
「你认识萧衍吗？」王扬问萧宝月。
宝月正消化巴东王的事，突然被问到萧衍也是一怔。
萧衍与当今天子同是五胡之乱时迁居江南的萧家先祖萧整的六世孙，也就是说，两人辈分相同，但支脉却远。萧衍相当於皇族疏属，在血缘上远不如宝月在宗室内的地位高。至於家门权势，更不能宝月家相比。
「问他做什麽？」宝月皱眉。
宝月对这个远房族叔可没什麽好感，不只是因为此人是竟陵王一党。
「不做什麽，就是突然想起来了，他现在还做户曹属吗？」
王扬在日常交际中很注意搜集信息，如今对当朝之事也有不少了解，他听说萧衍之前以司徒西阁祭酒的身份（副总统府办公室副主任）在竟陵王西邸做学士，乃竟陵王麾下八大才士之一，人称「八友」，也就是他穿越前就知道的「竟陵八友」，这在文学史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後来经王融推荐，得到王融叔父王俭的赏识，在王俭的卫将军府（诸将军府中排名第三，东晋南朝位甚重，晋时常以权臣兼任）任职，听说好像是升了户曹属。（七品，军府中上层，类似军|委下设某部主任）。不过荆州消息迟滞，再加上萧衍不是什麽大人物，王扬又没有权威的消息源，所以很难获得第一手情报。
宝月虽然不解王扬之意，但还是回答道：
「他已经升了六品。去年天子为南郡王（太子的长子）加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选僚属，选了他和沈昭略。他做王文学，沈做王友。」
天子给嫡长孙选属官用二皇子的人，有点意思......
「王文学」这种官职（和柳惔先前的官一样）在南朝是攒资历的清望官，对门第要求极高，再加上宝月说「高选僚属」（《南齐书·郁林王本纪》记永明七年「高选友丶学」。同书《沈昭略传》言「南郡王友丶学华选」，华选也就是高选的意思。），可见名望是不错的。
虽然品级不低，又有前途，但却没实权，不像是能趁乱崛起的样子。当然这种事情也说不好，但即便是崛起，也很难宰制一州。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从当时的转迁逻辑上来说，萧衍就算再得重用，破格连跳几级，也没有可能做上雍州刺史，除非巴东王能搅得天下大乱，乱到海内鼎沸，大争之世，那自然万事不可测。可关键是，巴东王有这个本事吗？
宝月见王扬思虑纠结，不明所以，说道：
「临渊而立，当虑坠溺之危，而非眺彼岸之林。如今荆州形势坏至如此，你不问荆州，而问萧衍，难道，难道说他与荆州之乱有什麽关联？难道竟陵王参与其中？！」
宝月脸色倏变！
王扬本来遗憾没读南齐史，失了天眼优势，听了宝月的话，突然对自己执着寻求历史定局的想法暗生警惕。
有了自己穿越，搅动荆州，蝴蝶效应兴许已经开始，不说其他，就说古文尚书辨伪和收复蛮部一事，不就是原定历史上没有的吗？一事变，百事迁，历史说不定已经暗中分出一条新线，《易》云：「变则通，通则久。」又言「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若执着於依仗历史定局，不仅容易形成依赖，惰我心智，钝我机变，更易缘木求鱼，画地为牢！
若不能随势应变，只着眼以所知原时空的史事谋利，就是直接被带到沟里，也不是不可能。
真正的先机，从来不在历史书中的既定文字，而在足够清醒的洞察与足够明智的决断！
想要求活命，先要求活心。只有心活，才能不困於桎梏丶束手束脚。
我既能注六经，则六经亦能注我！
若我智能足，我谋能周，我行能勇，我意能坚，则何必求先知，何必问天意？
与其寻难求之史，不如自己，落笔成史！
王扬一念及此，胸中块垒尽去，对宝月洒然一笑道：
「你不要乱猜，是我糊涂了。你说的是，现在该问荆州的事。」
然後便抛开萧衍，细问怜三关於荆州之乱的具体情形。
宝月见王扬本来愁眉不展，忽然间就豪气顿生，不由得暗暗称奇。
但不管宝月还是王扬自己，都不明白王扬此刻的「念头通达」会具有多麽重要的意义。
其实王扬想得没错。
历史的确已经悄然改变。
在原来的历史线上，巴东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寅领头密告他与蛮部交易兵器，巴东王盛怒之下，斩杀台使官员，仓促应对禁军。虽击败第一波来敌，但却不能改变大局，最後落得一死。
（唐时修的《南史》对巴东王持同情立场，语多修饰，记巴东王第一次打胜之後言「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给人一种巴东王胜了之後主动放下兵器的感觉。梁时的《南齐书》把朝廷第二次发兵之後的形势记得更清楚：「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子响乃白服降。」）
可王扬穿越之後，刘寅被王扬逼得改投门庭，以巴东王为依靠，自然不会再有告密事，又因为柳憕要亲眼看着埋伏王扬，所以孤身到乐家庄园中的偏僻小亭，以致於被蛮兵俘获，由此引来王揖查问，再由此引得巴东王心虚截杀，而截杀计划遇到永宁兵扰乱和王扬智脱，不见王揖丶王扬尸体，进而导致巴东王着手准备应变。再到刘寅改投门庭让巴东王获得庐陵王积蓄的大笔金钱，底气加足，最後是王泰利用王扬供词进行刺激。
巴东王由原来时空线的被动应对，到现在的主动出击，其势已与原历史中不可同日而语。又以柳憕被抓和蛮人截杀使团为引，以蛮祸为由，扣住上佐，举起大旗，号令荆州，再加上被王揖一逼，用险出奇，大破王揖，首战立威，进而席卷郡县，势头比原历史中胜了数倍！
纵观整个巴东王谋反过程，看似步步是形势所逼，招招是巴东王自己决定，但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王扬这个变量的深刻影响！
翅膀挥扇之间，层层叠加，最终在荆楚大地上汇聚出一场比原本时空里更剧烈丶甚至有可能改写整个王朝命运的飓风！
所以即便现在天上掉下来三册《南齐书》，也未必做得了未来命运的剧本，故而王扬的确不必遗憾没有先知，因为自他名动荆州之日起——
古月今尘，春秋笔墨，皆待重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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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於萧衍起家官是卫将军东阁祭酒还是巴陵王法曹行参军亦或其他，学界是有争议的。关於此问题的确定也涉及到本书中此时萧衍担任的官职。把这个争议过程讲得很清楚的是何良五的《「竟陵八友」之萧衍丶沈约三考》，去年刘跃进先生编的《中华文学史料》第六辑也收了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小夥伴可以去看，不过其最後结论也未必能为确论。本书还是以《梁书》的记载为基，综合何良五丶庄辉明丶赵以武丶柏俊才考论的一部分（参《萧衍评传》丶《梁武帝及其时代》丶《梁武帝萧衍考略》），把起家官定为巴陵王法曹行参军，後为司徒西阁祭酒，再转卫将军东阁祭酒，再升卫将军户曹属，此时为南郡王文学。至於为什麽这麽定的原因就不说了，不然又得写一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