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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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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宗帐中的乱世将才(955)
    显德二年(955年)正月,周世宗柴荣端坐在御书房的龙椅上,展开的地图在烛光的映照下微微泛黄。他的目光如炬,始终停留在秦陇地区那一块菱形标记上。这片自后唐灭亡后便长期脱离中原王朝掌控的疆域,此刻正稳稳地掌控在后蜀孟昶的军队手中,犹如一颗难以拔除的钉子。



    秦陇之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它北接大漠,南连巴蜀,东通关中,西达西域,是中原与西南地区之间的交通枢纽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后蜀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四州部署了超过三万兵力,这些兵力依托险峻的地形,筑起了重重防线,构成了阻碍后周西进的天然屏障。



    柴荣的谋臣们围绕出征后蜀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宰相范质是传统的保守派,主张“固守洛阳,徐图后计”。他认为,后周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内部统治,稳定洛阳及周边地区,加强对中原的掌控,等到国力进一步强盛时,再图西进不迟。这种观点代表着一部分保守大臣的想法,他们担心远征秦陇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后方不稳,一旦遭遇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礼部尚书王溥虽然认同柴荣扩张领土的雄心壮志,但他也提出了合理的担忧:“秦蜀唇齿相依,若后蜀愈强,必成大患。”后蜀得到秦陇之地后,在地理上可以获得更大的战略纵深,经济上也能通过这一地区的贸易和赋税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国力必将更加强盛。如此一来,后蜀不仅会在后周西进时构成直接威胁,还会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对后周的后方进行袭扰,影响后周的整体战略布局。



    而赵匡胤,这位在战场上崛起的年轻将领,此时已在朝会上崭露头角。他高瞻远瞩,提出:“秦州为中原锁钥,凤州控扼陇右,若能破此四州,则巴蜀之地可指日而定。”这一建议,看似冒险,实则暗合柴荣“先南后北”的全局战略。



    秦州,作为中原通往西域和西南的咽喉要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后周控制了秦州,就等于打开了通往西南地区的门户,可以将战略主动权前移,对后蜀形成军事上的包围态势。凤州则位于秦陇地区的西端,控制着通往陇右的要道,一旦夺取凤州,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后蜀的后方,还能有效地遏制后蜀军队对关中地区的骚扰。



    赵匡胤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柴荣的高度认可。柴荣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君主,他深知后蜀虽占据秦陇之地,但地势险峻并非无懈可击。而赵匡胤的提议,一旦成功实施,将极大地改变后周与后蜀之间的战略态势,为后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赵匡胤,已非初出茅庐的将领。经过两年前的高平之战,他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对后周军政体系的弊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高平之战中,后周军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乱象。部分将领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后勤保障也出现了问题,粮草供应不及时,导致士兵士气低落。这些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赵匡胤的深思。



    在呈给柴荣的《西征疏》中,赵匡胤凭借对后蜀防御体系和后周自身情况的深入了解,精准地指出了三点:



    后蜀军力空虚:自孟知祥称帝以来,后蜀虽据有九十六州,但“甲兵不过十万,且分驻各州,难以集中”。后蜀版图辽阔,但人口相对较少,士兵数量有限。而且,由于后蜀地形复杂,各州相对独立,军队分布较为分散。一旦发生战争,后蜀难以将分散的兵力迅速集结起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地理优势可破:秦凤四州虽险,但“金牛道(今陕西宝鸡至广元)与阴平小道(今甘肃文县至四川江油)并存,可双线并进”。后蜀地势险峻,看似易守难攻,但赵匡胤通过实地考察和情报收集,发现了其中的破绽。金牛道是古代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道路,地势相对开阔;阴平小道则蜿蜒于群山之间,道路狭窄。同时使用这两条道路进攻,既能分散后蜀的兵力,又能避免被一处防线牵制,从而增加胜算。



    经济制约明显:“后蜀岁贡绢帛二十万匹,实则取之于秦陇四州赋税,若夺其根本,则蜀地必乱”。后蜀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秦陇四州赋税的支持,控制了这四州,就相当于切断了后蜀的经济命脉。经济崩溃必然引发社会动荡,后蜀的内部矛盾将激化,其统治基础将被动摇。



    这份奏折现存于《宋会要辑稿·兵部》卷八,其中附有赵匡胤亲手绘制的《秦凤地势图》,地图上清晰地标注了二十处关隘要冲和三条秘密通道。这些通道的发现,是赵匡胤多年征战经验与实地勘察的结晶。更为惊人的是,他竟然凭借这些情报分析,准确预测到后蜀将派遣大将李廷珪镇守秦州,并提出了“围点打援,断其粮道”的战略设想。



    柴荣最终决定亲征,这一决定彰显了他对收复秦陇之地的决心与信心。而赵匡胤则被任命为前锋都部署兼西南行营都统,被赋予了“便宜行事”的大权。这支由三万禁军精锐组成的远征军,犹如一支箭在弦上的利箭,即将射向秦陇之地。



    这支远征军的武器装备堪称当时最先进的。后周工部特制的“神臂弩”,射程可达三百步,在战场上能够有效地射杀远距离敌人;陌刀队由重甲步兵组成,防护装备精良,战斗能力极强;还有从契丹获得的“火炮”,这种原始的火药装置,虽然杀伤力相对有限,但在战场上仍然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在出征前的军事会议上,赵匡胤提出了独特的“三叠浪”战术:



    第一浪:以轻骑先锋抢占天水附近的牧马滩,这是后蜀军队的重要后勤补给点,切断他们的粮道,打乱敌军的部署。



    第二浪:主力部队沿渭水西进,直扑秦州城下。渭水作为重要的水路通道,对于后勤补给和军队移动具有重要作用,沿着渭水进军,能够保证军队行动的迅速与安全。



    第三浪:派遣偏师经凤州直插兴州(今陕西略阳),从侧面威胁后蜀腹地,迫使敌军分兵防御,从而减轻对正面的压力。



    这种战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详细描述,特别提到赵匡胤要求各营“每五日更换驻地,防止被蜀军探知虚实”。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安排,有效地迷惑了敌军,使后蜀军队难以捉摸后周军队的真实意图。



    为确保后勤安全,他还命人绘制了《西征粮草运输图》,标注了从洛阳到秦州的二十个补给点。这一详尽的地图,为远征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确保了军队在长途跋涉中能够不断地得到物资补充。



    当后蜀守将李廷珪率两万大军据守秦州时,摆出了严密的防守阵势。秦州城防坚固,凭借险要地形,易守难攻。然而,赵匡胤对此早有预案,他采取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策略。



    他命士兵在城外遍插后周旗帜,营造出大军压境的假象。这些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有无数的后周士兵在周围集结。这一景象引起了蜀军的恐慌,他们时刻警惕着可能到来的猛烈攻击。



    同时,他又放出“郭威旧部已叛变投蜀”的谣言。郭威在后蜀军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力,这一谣言瞬间在军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蜀军将领们开始互相猜忌,士兵们士气动摇,夜间巡守的士兵也心不在焉。



    据《旧五代史》记载,蜀军“昼夜不安,守城者多弃械而逃”。在种种心理压力的作用下,一些蜀军士兵开始怀疑形势,甚至私自逃离营地,城防的严密性出现了松动。



    关键时刻,赵匡胤亲率敢死队攀上北山。北山险峻,但赵匡胤毫无惧色,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艰难地向山顶爬行。在《宋史·赵匡胤传》中,生动记载了这场经典山地战。



    当夜幕降临,赵匡胤手持火把立于悬崖之上,高喊“尔等若降,免死!”他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蜀军听闻,误以为后周援军已至,顿时阵脚大乱。一些蜀军仓皇应战,但因指挥不当,阵脚愈发混乱。



    趁此绝佳机会,后周军队发起总攻。士兵们如同猛虎下山,如风卷残云般冲向秦州城。他们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和高昂的士气,奋勇杀敌。终于,在九月十二日,秦州城被攻破。



    攻占秦州之后,赵匡胤的下一个目标是同样地势险要的凤州。这座城池城墙高达三丈,地势极为险要,后蜀守将高彦俦是个久经沙场的将领,他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成功抵御住了后周军队的正面进攻。



    赵匡胤深知,强行进攻只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于是他决定采用心理战术。他首先故意放走被俘的蜀军将领,这些人被释放时,带回“赵都部署愿与蜀军和谈”的消息。



    这个消息迅速在后蜀军队中传开,高彦俦起初半信半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蜀军开始松懈下来。夜晚,赵匡胤突然发动夜袭。



    他布置了精妙的“火牛阵”,让士兵牵着身披重甲、身上绑着油火的牛冲向敌军。夜色中,火光冲天,蜀军在睡梦中被惊醒,看到如潮水般涌来的“火牛”,惊慌失措。



    他们以为后周大军压境,顿时阵脚大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后周军队趁机发起攻击,蜀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此战不仅攻克凤州,还缴获了蜀军全部的“连弩车”图纸,为后周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在收复秦州和凤州之后,赵匡胤面对剩余的成州和阶州,改变了此前武力强攻的策略。



    他在成州张贴告示,承诺“原住民赋税减半,蜀军降卒授以官职”。这一怀柔政策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当地的百姓长期以来深受战争之苦,赋税沉重,生活艰难。而赵匡胤的承诺,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一些百姓主动为后周军队提供情报,帮助军队了解当地的情况。



    后蜀守将王彦雄在看到百姓们的积极响应后,意识到继续抵抗已经失去意义。于是,他率三千军民投降。随后,成州刺史李廷珪也看到了局势的发展,主动献出城池。



    据《宋会要辑稿》统计,此次西征共招降蜀军将士八千余人。“这些人才的加入,极大地壮大了后周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为日后宋朝经略西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役的胜利对后周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军事角度看,秦陇地区的收复,使后周疆域扩展至秦陇地区,战略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后周不仅扩大了领土,还增加了丰富的资源和人口。每年增加赋税二十万石,兵器甲胄二十万件,增强了后周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资治通鉴》评价此战为“周世宗雄才大略之始”。赵匡胤通过这场战役证明了自己超越武将的战略眼光。柴荣也越发倚重他,甚至考虑在其死后将兵权移交给他。



    在收复四州的庆功宴上,柴荣举杯对赵匡胤说:“卿此役之功,堪比汉高祖定关中!”赵匡胤却以“陛下若能用此兵锋北伐,何愁燕云十六州不得!”回应。



    这句回应,既展现赵匡胤的政治雄心,也显现出他对天下局势的清晰认知。他深知,后周虽然取得了对后蜀的重大胜利,但北方还有辽国等强大的敌人。如果后周能够保持这股军队的锐气,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将彻底改变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态势。



    这段对话被《旧五代史》记录下来,成为解读赵匡胤政治抱负的关键注脚。



    结语



    955年征蜀之役不仅是赵匡胤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他从一个优秀将领向政治家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役中展现的战略智慧、心理战运用以及对人心的把握,都为后来宋朝的建立和统一大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赵匡胤的影响下,他的兄弟赵光义也在军事和战略方面得到了历练。赵光义后来继承并发扬了赵匡胤“先取秦凤,孤立巴蜀”的战略思想,最终在 965年成功灭掉后蜀,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大业。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地体现了赵匡胤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卓越才能,也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崛起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