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很快便来到92年的夏天。
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许多大事。
国家愈发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制定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
这份《纲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直到近些年的许多科研方向。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又一项伟大壮举。
同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国家决定推动国有企业改制。
与如今的混合所有制改制不太一样，当年的改制多数是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让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工人阶级，从“以厂为家”的状态，跑步进入了“自己当家”的阶段。
自己当家，有利有弊。
有的企业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成功实现企业转型，再度焕发了生机。
有些企业则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是时代的变化，终成时代的尘埃。
父亲供职的自行车厂，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改革开放已过十个年头，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虽然我家还在为三千块钱的门槛，不敢参加加香香水的直销。
可加香香水已经在大礼堂和国际展览中心，连续办了两次直销大会。
现场的情况，可以用座无虚席和人山人海形容。
往好了说，与会的一些人，勉强算是“先富了起来”。
往坏了说，这样的野蛮的财富累积，培养了很强的暴发户习气。
当时在本地的无产者之中，颇为流行见人就叫“大款”的习气。
就连我在猴年春节时，家里也给买了一套“儿童西装”做新衣服。
这样的环境之下，生产自行车的企业，愈发变得不再吃香。
尤其是，此地是有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国营自行车厂不论，私营的就有近百家。
父亲在这一年，还接了一个南下出差的活。
过完年就出发，大半年后的盛夏才回家。
回家后，父亲为家里添置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我至今仍然记得，电视机的牌子，贴得是当时很热的长虹牌。
如今的我，会说父亲也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但，换我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话，我可能也会像父亲一样，激动地说上一句，“钱是挣来的，不花也攒不下。”
用彩电看奥运会转播，别提多带劲了。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内心的激动，出外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只会说，“那里面的人跟真的一样”。
其实，就算是看黑白的，我也觉得跟真的一样。
只不过现在有了彩色的，才觉得黑白的失真。
楼下经常帮人“喊一下”的刘老太太家的孙子，名叫刘明睿，他比我小两岁。
他在听到我的吹嘘时，只甩了一句：“切，不就是彩电吗？我家一直就有！”
我忽然意识到，我家似乎已经跟不上时代。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了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多此事做任何评价。
她虽然文化不高，却有着一定的眼界，她知道是家庭条件制约了我的眼界。
母亲思来想去很久，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求父亲在每个双休的周末，一定要全家去一趟市区。
去看看城里的市政建设，商场里更新的商品，见见生活条件富足的人的活法。
这是母亲能想到的最省钱的见世面的办法，全家来回坐公交车，只需要三块钱。
而这六块钱如何省出来呢？
母亲忍痛让父亲把刚刚开通的有线电视，又停掉了。
父亲知道母亲的意思，自己在厂里弄个了铁圈，挂在了我家西面的玻璃窗上。
父亲说，这个东西能增强无线信号接受，接到电视上，可以多看一个频道。
至于说为什么挂下西面的窗子上，因为西面可以远眺电视塔，那是信号来的地方。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九月份，住对门的安叔叔忽然来家里敲门。
与安叔叔一起来的，还有他家的女儿，小安姐姐。
小安姐姐属虎，比我大八个月。
安叔叔对于自行车厂最大的怨念就是，当时他爱人怀着小安姐姐，依然足月，即将临盆。
负责分房的领导却说，只要没生出来，就得分“伙单”。
即便住进来以后，小安姐姐立即就出生了，也没有成功调整去偏单。
如今的小安姐姐已经到了入学的年纪，看起来是一个大姑娘的样子。
她很喜欢同年时的我，特意吃力的把我抱起来转了好几圈。
我想，在小安姐姐的奶奶眼中“虎头虎脑”的我，应该是可以风靡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之中的吧。
而我那时还不知道，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我在评价一年事情时，不自觉地用上了从商场里面听来的词汇。
安叔叔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从自家的有线电视上分出一根线给我们家。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我们两家住得是“伙单”，门外看着入户线是一条，基本查不出来。
有道是：衣食足才知荣辱，仓廪实才知礼节。
人在穷的时候，会为了生计，尝试各种触及界限的事情。
对此，我们这种人通常用，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来自我安慰。
父亲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说好听一点，是一身正气，说得难听一点，最少也是不知变通。
用一句本地话来说，就是“迂”。
迂是形容个性耿直，办事费劲，但还没有腐那么不可救药。
安叔叔劝说父亲：“我比你早看透这J8厂子几年，明白生活的不容易。
你耿直，你可以不看有线电视，你就忍心让孩子出门聊天时，连别人看过的动画片都插不上嘴？
我知道，你觉得这是偷。
我也承认这是偷！
可就连楼下的路灯都有人偷电，你偷个电视信号怎么了？
偷电视信号是应当枪毙还是无期？”
父亲沉默了许久，最终也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安叔叔很生气，他觉得这是在帮我们。
但父亲不领情，他没有强迫我们的道理。
92年九月份，母亲为了能出去做工，补贴因日益增长的物价而造成的生活水准下降，把我送去了离家最近的小学的“育红班”。
这个班，在如今看来，应该属于“幼小衔接”。
但在当时，对我们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人家来说，不是没有幼儿园，是收不下这么多的学生。
那么，上育红班，就是最好的托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