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话绝不是古人胡诌出来的，这不，在清明节这天，灵城市又晕染在丝丝春雨中，灵城公墓里的墓碑在春雨的滋润下像是要长出新芽一般，的确，在墓碑林中，生机与死寂是并存的。
在灵城市公墓的一旁，是灵城市殡仪馆，即使在雨天，里面的“呕哑之声”仍不能停歇。五个小时后，这春雨不但没停，反而下的更潇洒了，但潇洒与否是天的事，下葬可是不能耽误的，协助下葬的人只好临时搭了个棚子。这时，一对父子几次尝试挤到避雨的棚子里，但奈何人太多了，这对父子只得放弃了这一想法，他们四处张望着，在身后，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致平，你带着笑笑找个地方避雨吧，这雨下的，太大了！”
“行”这个叫“致平”的男人带着笑笑向刚刚发现的一个小亭子走去，刚想坐下，竟发现这是一个墓葬群，亭子下摆着一张棋盘石桌，两个石凳，一个墓碑，与其他墓碑不同的是，这个墓碑通体青绿色，即使在雨天下去端祥，其色彩也没有丝毫衰减。父子二人没有多想，致平对着墓碑拜了拜，便坐在石凳上，只见墓碑的背面用朱砂一首《陋世铭》。
“爸爸，你看，这个‘世’字刻错了，应该是‘室’。”笑笑指着那个“世”笑道。
致平心里犯起嘀咕，“这么重要的墓碑上怎么会刻错字呢？”他便起身仔细观察起来:翠绿色，能透光，必是翡翠无疑了，当他看到墓碑上墓主人的名字，他恍然大悟。
“笑笑，这个字没刻错！”致平坚定地说。
“不可能啊！我们上用刚学了《陋室铭》，我没记错。”笑笑也一副坚定的样子。
“这块墓碑的主人叫“陈森浩”，是石东省省高官，也是我们灵城市人。”致平望着那块墓碑自欣自语。
“‘陈森浩’是谁啊？”
致平将笑笑重新拉回到座位上，说道:“我给你讲讲吧！你大爷也在故事中呢！”他刚说完，看到一个举着黑色雨伞，戴墨镜，正冒着雨向亭子走来，一步，两步，那人走上了亭子，小心地收了伞，倚在亭子的一角。“先生，你也是来避雨的吗？”致平问道。那人点了点头，冲着笑笑微笑了一下，看上去很和蔼。
“对，这雨下的太大了，来亭子里避一避，先生不介意我给孩子讲个故事吧？”
“故事？我喜欢听故事，我也能听听吗？”那个男人问。
“当然可以，您不嫌弃就行。”
那个男人倚靠在柱子上，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致平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用低沉的嗓音讲道：
医院的病房形形色色，这里指的不单单是摆设不同，人也有不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却不愿提的。
在其中一间看起装潢高档，一看就是精心设计的病房中传出了两人的对话，听声音便知道“不同”。
“唉，还有一个小时。”，伴随着一声老人的叹息:“如果我和我的家人当年没有将户口迁进灵城（石东省西部的一座城市），而是在北宫市（衡北省东南部的一座县城）老老实实地过着整日对付柴米油盐的生活，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档子事了？！”一在七十岁上下的老人生椅子上哽咽道。病床上躺着的另一位老人摆摆手表明不再提这事，但却始终面无表情，内心中才感到真正地惋惜。
那位像是看护的老人抬头看向挂在墙上的钟表，随后看向患者住院信息牌——住院人：赵彬，看护人：赵瑞。
10分钟后，法庭上的一枪令整座灵城市震惊，市民们未曾想明白的是，陈森浩曾经被钦点为下一个副国级干部，同时也是整座城市的骄傲，为何会命丧于法庭之中呢？
这个故事很长，同时也很复杂，但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小孩说起。
“你看这样讲可以吗？”致平问那位男人。
“哈哈，您是给孩子讲的，我就是听听，如果硬要评价，讲的非常棒了！”那个男人笑了笑。
致平又讲了起来：
1969年5月6日，一个婴儿在横洼村呱呱落地，他的母亲李荣焕给他取了一个普通却有寄托美好的名字—陈运。
除了陈运，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年龄都比他大。年龄最大的是一个女孩，名字叫陈玲，在其次就是一个男孩，名字叫陈峰，陈运在家里排行老三。在农村，这样合理的家庭成员结构使得生活非常美满，但陈运的家庭在这个村子里似乎显得很好，因为陈运的父亲陈福，在济北钢铁厂工作，曾经当过兵，公资待遇相较于村里的其他人的“一年两熟”简直好的太多太多了。
和很多农村小孩一样，他的父母对这三个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陈玲在三年级时便辍学了，陈峰也在念完初中后回了家。陈运先前在小学成绩就不好，还留过几次级，上了初中后更是班级的后几名。
在初中快要结束时，他有一天突然对李荣焕说：
“妈，我不想念了”
李荣焕听了，并没有感到有多震惊，而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那你去干什么？”
“先看看再说”这是那个年代找不到工作的人的口头禅，陈运说完，用水瓢从缸子里舀了一大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擦了擦嘴，好像是在庆祝，又好像是放下了什么心事。
第二天，陈运便跟着李荣焕下了地，看着那“麦浪”，他有点感慨。李荣焕将镰刀递给了他，只见他光着脊梁，左手抓麦秸，右手挥舞这镰刀，身上的汗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当他的汗水接二连三地滴到麦穗上，“刺挠”这个词是他最大的感触，母子俩“吭哧吭哧”地割了一上午，身上都湿透了，如果要是拧拧，肯定能拧出水。但他们又不能停下来，因为地里的活太多，再加上夏天多雨，不趁早割下，麦子在地里会受潮。
“先吃点饭吧。”李荣焕抬头望向火辣辣的太阳，这太阳让她睁不开眼，她从包里拿出了几块干粮和一小块自家腌的黑咸菜，二人找了个阴凉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简单的吃过午饭后，陈运又割了起来，忽然他感到鼻子中有一股热乎乎的气体流了出来，滴在了地上，他一看，地上有一个红点。
“流鼻血了”，他对他的母亲说
李荣焕让他赶忙到河边去洗洗，但又干了半个小时，情况再一次发生，这次不同于先前是怎么也止不住了，鼻血将擦拭的毛巾染红，他摁住了鼻子，过了几十分钟之后鼻子才不流了。他本身就不爱喝水，再加上运动量太大，因此流鼻血是常有的事。
就这样，连续干了几天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夏日的炎热和蚊虫的叮咬，让他极度烦躁，等有一天沉浮，下班后他打开了门便说：
“爸，我干不下去了，你能给我找个别的活干吗？我不想一辈子都种地，让我上学也行！”
陈福听了，仔细想了一下，他这样已经不去念书了，不能再去上初中了，只能看看再说了。陈福在吃过饭后就去找了自己的女婿——张宗（陈玲的丈夫），对他说：
“你是工地的包工头，给你弟弟找个活干吧，先干这段时间。”
张宗一听，也没有多少犹豫，便答应了。
当陈福回来将这一消息告诉陈运后，陈运知道自己明天要去工地上了，高兴的连觉都睡不着了。他躺在房顶上（由于农村夏天较热，房顶上较为透气，所以人们通常夏天在房顶上睡），他望着天上的星星，却怎么也数不清，于是他干脆不数了，转头思考着明天会是什么样。
第二天早上，他便坐着拖拉机和张宗进了城。和他想象的不一样，还没到城边呢，就被几个穿制服的人拦下了。
陈运看着这几个人的衣服，应该是“公安局”。
其中一个个子稍高一点的公安局问张宗：
“你们进城干什么呀？”
张宗摆出了一副笑脸，一会儿摸摸左兜，一会儿又摸摸右兜，最后掏出了半盒烟，给了这些“公安局”们一人敬了一根，然后满脸堆着笑，弓着腰说要去工地干活。
“公安局”们看到张宗这么懂事，也没有多么为难他们，一会儿便放他们进城了，当然少不了几块钱的“罚款”。
陈运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张宗是横洼村的首富，是城里的包工头，怎么到了这里就这么受气？当他看到上了车后，张宗原本弓下的腰板又重新挺直了，他这才把心里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拖拉机开到了半路，张宗就让司机停下了，他下了车，过了几分钟后，张宗提着两瓶包装精美的酒上了车，这一路陈运都在打量那瓶酒，“十块？”“二十块？”。在他的心中不好定价，便不再去关注酒，而是放在了张宗刚才去干什么？
等到了工地上，张宗提着酒，又低着腰进了一间屋子，在过了几分钟之后，张宗从屋子里缓步走了出来，身上没什么变化，只是表情变了，手里的酒也没了。随着他出来的是一个穿的挺像样的人，他出来看了一会儿，工人们干活像是这里的“官儿”，但过了一会儿又进去了，陈运还在想他是谁呢？张宗将他拉到了一边，对他说：
“你以后在这里跟着老张干，一天五块钱，喏，这是你的手套！”张宗将手套递给他后，给他指了一个方向，意思是让他去那边找那个叫老张的师傅。
陈韵顺着张宗所指的方向走了几十步，看到了一个穿着迷彩服，带着原先应该是白色的手套（已经变得黑不溜秋），问道：
“你是张师傅吗？我是张宗的弟弟”。
老张正收拾着地上的碎砖块呢，随口答道：
“得，那个张宗一天给你多少钱呀？”
“一天五块”。
“什么？”老张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面对面端详起了陈运。
陈运也正好看了一眼老张的模样——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满脸全是灰，眼睛挺小，但五官还算端正。
“我都一天15块钱，这活这么累就给你这点啊，还是弟弟哩！”老张冷笑了一声，继续干着自己手中的活。
“我岁数小，干不了太重的活，这些钱对我来说也够了。”陈云知道自己的钱少，稍微有点难受，但他还是没有将这一情绪表达出来。
“那你就跟着我搬些小砖吧，记得戴手套啊！”老张提醒道。
陈运点了点头，随后就跟在老张后头搬起了砖，虽然身上没有割麦子的时候难受了，但是好像付出了体力更多了，干为了干完活能够拿到五块钱，陈运坚持着干了一天。
到了晚上，在坐拖拉机回家的路上，陈韵向张宗讨要属于自己的那五块钱，张宗有些不愿意的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钱包（里面装满了钱陈韵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只见张宗从钱包里掏出了十五块（那十五块是连带一起的，五块包着十块）从中细细的抽出那张五块的，递给陈运，陈运接过后不知道该放到哪里，他左右摸索最后放进了自己干活的手套里。等回到家后，他便将钱交给了李荣焕，李荣焕没有接着，只是说了一句：
“你在城里干活花销大，这五块你先留着平时花销用，以后挣的钱想着给家里就行了。”
陈运听后默默地将那只装着钱的手套放进了裤兜里躺下，没多一会儿便睡着了，他真的太累了。
这是他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个晚上，当他第二天起床后，他感到浑身酸疼，但还是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上了拖拉机。
到了工地上，他又开始干活了，渐渐的，老张将这里的情况悉数给讲给陈运听，陈运也大概了解了具体情况：这个工地建的是一座百货大楼，在那个屋里呆着的，叫杨飞越，这个人是丰泽集团下属搞房地产的一个经理，平时监监工，喝喝茶，日子过得可滋润了。张宗是一个人自己带的包工队各处找工地干活。杨飞越把所有的工资给他，再由他分发给各个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