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立了窝阔台作为大汗的继承人，这一决定并非仅凭个人喜好，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和帝国的长远利益。然而，窝阔台在绍定二年（1229年）才正式登基管理整个蒙古帝国，这一事实与传统汉族的皇位继承理念存在显著差异。
在汉族封建王朝的惯性思维中，皇位的继承往往遵循着一定的世袭制度，且新君的登基通常会在前君去世或禅位后迅速进行，以确保政权的稳定与连续。
然而，在蒙古帝国，情况却有所不同。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帝国的创立者，他的继承问题自然备受关注。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在窝阔台正式登基前一直监国，这反映了蒙古帝国在继承制度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继承方式更多地考虑了政治稳定、家族势力平衡以及军事力量等多种因素，而非单纯遵循血缘世袭的原则。
这种差异对于深受汉族封建王朝惯性思维的人们来说，自然会产生困惑。他们难以理解蒙古帝国在继承制度上的这种独特安排，以及这种安排对于蒙古帝国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影响。然而，这也正是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常见的现象。通过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异，促进文化间的相互学习与融合。
成吉思汗铁木真崩后一年，皇子拖雷监国，继续领导蒙古帝国走向新的辉煌。
当时的蒙古帝国保留了浓厚的游牧部落遗风，这种文化背景对成吉思汗与窝阔台父子汗位交接以及蒙古帝国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游牧部落的遗风使得蒙古帝国在继承制度上并没有形成像汉族封建王朝那样明确的世袭体系。相反，它更多地依赖于部落时期的传统习俗和制度，如成吉思汗时期的分封制。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帝国的稳定，但长期来看，它也为帝国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因为各个封地之间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很容易形成地方势力，最终导致帝国的分裂。
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蒙古帝国的政治决策和战略制定。由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强，这使得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加注重灵活性和机动性。然而，这种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当帝国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广阔的领土成为了一个难题。而蒙古帝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依赖于军事力量而非制度化的行政管理，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分裂趋势。
游牧部落的文化传统也影响了蒙古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平衡。在部落时期，权力斗争往往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解决，但在帝国时期，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由于缺乏明确的继承制度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蒙古帝国的内部权力斗争往往导致政治动荡和分裂。
这里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及两个内容：“忽里勒台”与“幼子守灶”。
所谓忽里台，又被称为“忽里勒台”，是古代蒙古的一个政治及军事议会，主要用于推举部落的首领及可汗，并决定征战等重大事宜。这一制度源自草原氏族时代，体现了各部落贵族在推举首领和决策重大事务时的集体意志。成吉思汗本人的汗位也是通过这种制度推举出来的，这显示了忽里台在蒙古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具体到窝阔台的情况，虽然他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但在蒙古的传统和习俗中，即使有了先朝大汗的生前指定，新的继承人也必须经过忽里台大会的正式推举，其继承权才具有合法性。因此，窝阔台在成吉思汗死后并没有立即登基，而是等待了忽里台大会的召开。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确保政权平稳过渡、避免内部纷争的重要措施。
在忽里台大会上，诸王和贵戚们会聚集一堂，共同商议并推举新的可汗。这种推举方式虽然并不进行正式的投票，但游牧民族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如果新的首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那么他的地位就会得到巩固，从而顺利继承汗位。
而“幼子守灶”作为蒙古族的家族继承制度，在蒙古族以及其他许多氏族部落中普遍存在。这种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年长的儿子会首先分家独立，而其他诸子则按照年龄顺序逐步分家，最小的儿子则跟随父母生活，直到父亲去世，幼子便继承父亲的财产和家业。
这种继承制度非常符合依靠游牧渔猎为生的氏族部落的实际需要。长子由于年纪最大，通常也具备更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因此会最早分家。而逐步分家的方式有助于最大化地分散人口，从而更好地实现游牧渔猎的扩散。
在蒙古帝国初建时期，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汗位继承制度，成吉思汗也遵循了这一传统。他的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都先后被分封出去，而幼子托雷则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产，包括大量的军队和蒙古本部领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窝阔台尚未正式登基之前，托雷能够监国的原因。他以幼子的身份管理成吉思汗的家事，实际上也就是暂时管理整个蒙古帝国的国事。
在蒙古帝国建立初期，由于汗位继承制度尚未完善，成吉思汗借鉴并沿用了蒙古族传统的“幼子守灶”继承方式，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基于当时社会实际和帝国稳定的考量。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各自承担了不同的职责，长子术赤（在西伯利亚西部。察合台汗国，在北疆一带）、次子察合台（在天山以南及中亚地区）和三子窝阔台（在哈密甘肃一带，西征后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都获得了自己的封地和权力，而幼子托雷，按照蒙古人的习俗长子分家，少子守家的规矩，将继承大部分父亲的家业。所以拖雷不需要封地，将会继承成吉思汗的直接属地蒙古高原，以及他的大部分直属军队，私人财产。
成吉思汗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的智慧和眼光在对待四个儿子的安排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深知每个儿子都有独特的才能和特长，因此根据他们的特点进行了精心的职掌分配。术赤擅长狩猎，成吉思汗便让他负责狩猎事务；察合台严谨公正，适合掌管法令，于是成吉思汗将法令之责交给了他；窝阔台则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成吉思汗便让他主理朝政；而拖雷勇猛善战，统军之职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这样的安排不仅充分发挥了每个儿子的优势，也为蒙古帝国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术赤的狩猎才能确保了皇室猎物的充足供应，同时也为帝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要的训练和实践；察合台掌管的法令确保了帝国法制的公正和严明，维护了社会秩序；窝阔台主理朝政，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为帝国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拖雷统率的军队则是帝国强大的武力保障，确保了帝国的安全和扩张。
成吉思汗在晚年已有意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这一决策更是体现了他对窝阔台的高度认可和信任。窝阔台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现，让他成为了最合适的继承人选。成吉思汗的这一决策不仅确保了蒙古帝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为帝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窝阔台没有立即登基，而是等待忽里台大会的召开，这体现了蒙古帝国对传统和制度的尊重。通过忽里台大会的确认，窝阔台的汗位得到了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也为他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托雷作为幼子，按照传统暂代家国事务，这也展示了蒙古帝国在继承制度上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此外，耶律楚材的加入则标志着蒙古帝国的汉化进程开始。作为一个汉化的契丹人，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赢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和重用。他的存在不仅促进了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蒙古帝国的统治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拖雷作为成吉思汗的幼子，依据“幼子守灶”的传统继承了大量的军队和领土，一度成为监国，实际上掌握了蒙古帝国的实际权力。他的军事实力让他有了争夺大汗之位的野心，但是在召开忽里台大会时，几个哥哥，侄子，以及其他权贵，都支持成吉思汗的遗嘱，让第三子窝阔台这个太子当大汗。拖雷最终寡不敌众，只好同意窝阔台当大汗。
这一事件凸显了蒙古大汗的产生并非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需要得到蒙古诸王公大会的支持和认可。即使拖雷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无法单凭个人意志改变大汗的人选。这反映了蒙古帝国政治体制中的一种制衡机制，即大汗的权力并非绝对，而是受到诸王公大会的限制和约束。
窝阔台最终能够成为大汗，除了成吉思汗的遗嘱外，更得益于忽里台大会的支持。这也说明了在蒙古帝国的政治生态中，权力和利益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窝阔台作为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诸王公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是他最终能够胜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