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了申城大学，当时先生的朋友元淑先生正在申城大学交流，他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一生爱书如痴，所藏宋元明清各式刻本、抄本、校本过二十万卷，而且学识渊博，在目录学、版本学等和古书有关的方面可谓是当世一代大家。我们到学校时，元先生正在给学生上课，我们便在教室外等着。元先生当时在讲《资治通鉴》，只听他说道：“《资治通鉴》由宋英宗下令编撰，至宋神宗时期完成，历时十九年。起初并不是这个名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为《资治通鉴》。著书立说需要大量时间，在朝为官还身居高位肯定没这工夫，在这方面司马光要感谢他的政敌王安石，王介甫实行他那被后人诟病千年的变法，司马光和他政见不和，无法久居朝廷，便自请离京，讨了个闲散的官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这一编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去世前两年才完成。说来也巧，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这三个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去世时间非常接近，宋神宗早去世一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同一年去世，这三位君臣死后想必也要有所纠缠，只是不知九泉之下王安石和司马光再会之时，是否会冰释前嫌？”
听到这里，先生小声对我和夫人说，“别听他瞎说，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的确不和，却不见得有私怨。王荆公实行变法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出发点是好的，不可尽非。读书要有自己判断，不能别人说什么信什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主见。”
听了先生这么说，元先生接下来的课我便听不下去，胡思乱想去了。下课铃声一响，元先生当即走出教室，上前握住先生的手，“骐骥，你怎么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元先生年过花甲，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见到先生很是开心。
“先生上课要紧，我依稀记得年少时曾蒙先生教导，让我受益终生。”先生道，元先生比先生年长许多。
“打住，打住。说的好像我们几十年没见了似的，去年在燕京的文学研讨会上，我们不是刚刚见过吗？小虎我见过，这位美丽的女子是你的妻子吗？”元先生道。
“是的，先生，她叫潘玥，是我的夫人。”先生道。
“潘玥见过元先生。”夫人道。
“温婉可人，清丽脱俗，蕙质兰心，骐骥好福气。话说，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元先生问道。
“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做个公证，今天下午两点我要从郭五爷那买入几件藏品，你方便吗？”先生道。
“求之不得。下午我和你们一起去。现在时间还早，我带你们在学校转转，顺便在学校食堂吃个午饭。你快和我说说，你要买的是哪几件藏品？”元先生来了兴趣，露出期盼之色。
下午两点，我们一行四人准时到了郭家公馆。郭五爷早已准备好那几件藏品，在家里等候。随后两名公证人一起鉴定了藏品，确认无误后，郭五爷亲自将四件藏品包好，交到先生手上，语重心长地对先生说：“骐骥，它们就托付给你了。”眼含热泪，像是临终托孤一般，万般不舍化为分别时的泪水。
先生小心翼翼地接过，夫人则亲手将准备好的银票递给郭五爷，交易正式达成，《上阳台帖》自此易主，历经唐宋元明清，穿越千年，辗转迎来它新的收藏者，或者可以说是新的保管者、守护者。人生短暂，没有人能一直拥有这种传世珍品，只能陪它走过漫长岁月中的一段，然后在某个时间将它交到另一个守护者手中，如此循环往复地不断传承下去。
回去的途中，元先生异常兴奋，六十多岁的人像个小孩子一样，一路说个不停，他说他太幸运了，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李白的真迹，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他感谢先生。
先生笑道：“先生，你生平所见传世名帖无数，至于这么高兴吗？”
“但李白的还是头一次见，这可是‘诗仙’李白的草书真迹，难得一见，难得一见。”元先生哈哈大笑。
翌日，先生去江北银行申城总行听取了工作报告，查看了财务报表，并交代了接下来的业务方向。中午出银行时，大街上有大规模军队集结，一辆辆运输车从银行门口驶过。
“有点不对劲，这里有军队的车，也有军校的车，他们怎么会从城区经过？”先生正自狐疑，一辆运输车停了下来，车上走下来一人，一身军装，穿着整齐，却是杨时。
“张老弟，你什么时候来的申城？刚刚我还以为我眼花了，还好你在这里。”杨时苦笑道。
“发生什么事了？”先生问道。
“国民政府收到燕京急报，日本于昨夜突然炮轰燕京城外，与燕京城外的驻防军发生激烈交火，目前相持不下，情况不容乐观，政府方面正在促成和谈，但日方还在不断挑衅。首长下令，让我们军校全面停课，投入到申城城防，防止类似的情况在申城发生。‘一二八事变’才过去没几年，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骐骥，燕京已被封锁，你短时间回不去，最好不要再回去。”杨时嘱咐。
“如果日本军队强行攻打燕京，燕京守军能顶住吗？”先生问。
杨时面露苦涩，“最多能撑半个月。”
“半个月支援能到吗？”先生又问。
“我不清楚。骐骥，你好好待在这里，哪里也不要去。我先走了。”说完，杨时爬上运输车，离开了。
先生悻悻地回到家里，夫人见状，问我道：“小虎，怎么了？”
“日本军队攻打燕京城外，我们暂时回不去了。”我回答。
夫人不自觉手捂小嘴，一脸震惊，“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她安慰先生道，“家里人会没事的，等击退日本人，我们第一时间回家。”
第二天的申城报纸，关于燕京的新闻铺天盖地，它们称那晚为“七七事变”。读完报纸，夫人怒道：“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军人，突袭燕京城外，日本人真是没新意。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也是无耻之尤，竟然是让我们道歉、取消抗日活动、撤军。这还有什么好谈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欺人太甚了。”
先生道：“找人只是借口，不找人就会借道，他们只要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让别人以为他们是正义的一方，以应对日后国际方面或者本国民众的指责和质询，殊不知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骗人，也是在骗自己。日本这次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全面侵华的野心展露无遗，这只是开始。”
夫人道：“报纸上刊登了红军呼吁全民抗日的声明，国民政府什么时候会对日本宣战？”
先生道：“经过‘双十二事变’，国民政府已答应联合抗日，如果日本不立即停止进攻燕京，我想正式宣战就在这几日了。”
我不解问道：“战火已燃，宣战何用？既然日本已经对我们出手，为何我们还要宣战，难道不是已然在交战中，多此一举？”
先生道：“宣战是一种战争规则，是捅破最后的窗户纸，是交战国之间的一种战争状态。一旦宣战，国与国之间就要撕破脸皮，一决胜负了，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人能继续抱有和平共处的幻想。宣战之后，我们的盟友自然而然加入到战局中，成为利益共同体。侵略早已开始，宣战之后，抵御和反击才算真正开始。”